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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担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也从来不担尿桶,在自己的脚当头戳了一个墙洞,一根竹槽从屋里接出去,有尿就往槽里射。他认为这样也比担尿桶科学,水势就低,所谓堵塞不如开导。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去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
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里的杆子,一个比一个科学,那里都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金刚们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嬉嬉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儿,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
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样板戏”是一个糟糕的词,但一个在样板戏曲声中获得了爱情或青春记忆的人,一听到这个词可能会激动不已豪情澎湃。“批判”、“立场”、“专案”等并不是什么坏词,但领教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听到这些词可能会不寒而栗深恶痛绝。对这些词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诋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茹饭(春天的用法)
春天到了,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语言变化的季节。罗伯的一个远方侄儿来山里挑炭,已经走到罗伯家门口,被主人顺口问了一句:“茹饭了?”
“茹饭”就是吃饭,古人“茹毛饮血”就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茹”字。见面问一问对方茹了没有,是马桥人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嘴里的铺张浪费,一般来说,是一句不可当真的世故。
同样不可当真的回答应该是:“茹了。”——尤其在眼下的春天,在青黄不接家家吃浆之际,在多数人都饿得成天脚跟发软膝盖发凉之际。
没料到侄儿有点呆气,硬邦邦回了一句“没茹”,使罗伯一时手足无措,吃了一惊。他问:“真的没茹?”后生说:“真的没茹。”罗伯眨眨眼:“你这个人就是,茹了就茹了,没茹就没茹,到底茹了没有?”后生被逼出一脸苦相:“真的没茹呵。”罗伯有点生气:“我晓得你,从来不讲老实话。茹了说没茹,没茹呢说茹了,搞什么鬼么!你要是真的没有茹,我就去煮,柴是现成的,米是现成的,一把火就成了。要不,到人家那里借一碗也便当得很,你讲什么客气呢?”后生被这一番话说得晕头转向,不明白自己刚才客气在何处,很惭愧地冒出了汗珠:“我……我真的……”
罗伯气势汹汹地说:“你呀你,都要收婆娘了,说句话还是琐琐碎碎,不别脱,不砍切,有什么不好说的?到了这里,到了家里一样。又不是外人。茹了就是茹了,没茹就是没茹。”
后生已无招架之功,被逼无奈,只好很不情愿地吞吞吐吐:“我……茹……”
罗伯激动地一拍大腿:“我晓得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还不是?你是诳我。我都快满花甲了,你在我面前还没有一句老实话。作孽呵。坐吧。”
他指了指门槛边的一张凳子。
侄儿低着头没敢坐,喝了一碗冷水,担着木炭走了。罗伯要他歇一阵再走,侄儿低声说再歇就晚了。
罗伯说你的草鞋烂了,换一双去。
侄儿说新草鞋打脚,不换了。
不久,侄儿过罗江时下河洗澡,不慎淹死。罗伯自己没有后代,与远方的一个兄弟共着这一线香火。大概是他兄弟夫妇怕他伤心,怕他责怪,对他也瞒着,只说是他侄儿招工到城里去了,走时太匆忙,来不及向他辞行。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罗伯还时不时笑眯眯提到他的侄儿。别人要找他借一根圆木,他就说,木头要留给侄儿打床铺收婆娘的,如今侄儿是吃国家粮的了,城里样样都讲究样式,他这张新床还得请街上的木匠来打。人家卖给他一只山鸡,他笑眯眯地说,这个好,他要烧把烟子薰起来,留着等他侄儿来了再吃。
日子久了,耳风徐徐传遍马桥,人们都知道他的侄儿已经夭折,也怀疑罗伯是否真正还蒙在鼓里。听到他提起他侄儿,忍不住朝他多看一眼。他似乎也从人们的目光里觉到了什么,有不易察觉的短瞬一顿,想做什么却突然忘了般的惶惶。
人们越是等待着他改口,他反而越有坚持下去的顽强,甚至不能容忍旁人把他的侄儿当做忌讳,小心地回避。看到人家的娃崽,他有时会突然主动冒出一句:“有小不愁大。我那个侄,看着看着他玩鸡屎,一眨眼不就当国家工人去了呵?”
“是呵是呵……”旁人含糊其辞。
罗伯要求很高,不能容忍这种含糊,必须进一步强调他的侄儿:“猪嬲的,也没有看见他写个信来。你们说养崽有什么用?未必就真的那样忙?鬼才信哩。城里我不是没去过,忙什么忙?一天到晚就是耍。”
旁人还是不会接话,偷偷地交换一下眼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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