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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战（第2页）

楚国大将子玉羞愤自杀。[8]

再之后，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6]

失败原因

内部关系

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一即位就采取子犯“入务利民”的建议，使民；教民以“义、信、礼”，使民能为己所用。因此，从围曹救宋，拘楚宛春复曹、卫，到决战城濮，晋国君臣将帅无不认真运筹策划，甚至连役卒舆人也主动献谋出策。内部和睦，君臣同心、军民协力，为晋国创立霸业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反之，楚国君臣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不一；子文传楚军统帅之职于子玉，蒍贾却不认为子玉能胜任；面对晋、宋、齐、秦的联盟，楚王“知难而退”、“楚众欲止”，子玉则非战不可。内部矛盾，君臣不和、军民不协，抵消了应战的力量，这是楚军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

外交策略

在外交上，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他打着“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着，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后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告绝于楚”，以瓦解楚军的联盟；开战时，又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反之，楚国为夷国，处于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排斥的地位，尽管宋、曹、卫等小国在其强权下屈服，但一遇晋国与之相争，便迅速向晋国靠拢，楚国也因此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

军事谋略

在军事上，晋军战略正确，指挥有方。如前所说，晋军一开始就采用“退三舍”之计，先避开楚军的锋芒，使其骄纵轻敌；后抓住彼竭我盈的机会，选择有利的战场，赢得主动权。决战时，晋军避强击弱：先“蒙马以虎皮”，使楚右师溃；再用佯败之计，虚设“二旆”和“舆曳柴而伪遁”，诱敌深入，而后反攻夹击，使楚左师溃；最后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军的战术不如晋军灵活机动，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楚军察觉出晋军的退却是以逸待劳，反而轻敌中计。另外，由陈、蔡等国临时构成的军队实为乌合之众，斗志涣散，根本不能与训练有方和骁勇善战的晋军相提并论；而左右军受攻击时，强大的中军竟按兵不动，坐等晋军将其各个击破，这就使楚军的优势逐渐化为劣势，终于全面失败。

战争评价

胜败原因

城濮之战之后，晋文公在践土（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

战争结论

1、研究城濮之战的历史教训，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正确看待当下国际竞争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软实力”的问题。

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成就了晋文公中原霸主的地位。

2、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

战争影响

楚国

之前，楚国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黄河下游的大国，如齐如宋都被楚所侵略，鲁、卫、郑、陈、蔡等国都已投降了楚人。一面狄兵也曾攻入王畿，逼得周天子蒙尘。……城濮一战，楚军败绩，南夷的势力即退出了中原，北狄的势力也渐渐衰微下去，于是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维持。

晋国

晋国击破了弥漫中原荆楚入侵势力，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于是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听从晋国之领导。后，晋国举办“践土之盟”。此次盟会，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并给了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任务，晋拥有了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尚方宝剑”。

如果没有这场关键战役，晋国可能无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历史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