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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四（第4页）

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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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地域情况

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至绍兴五年（1135年），南方人口大约减少了25%。靖康之乱期间，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并在各地定居下来。靖康之难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绍兴七年（1137年）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迁入和当地人民的复业，长江以南各路的人口数量逐渐得到恢复。绍兴十三年（1143年），因人口增加和农业经济的恢复，两浙已不复有大片荒地。江淮和汉水上游地区的人口恢复主要开始于宋金和约签订以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江淮人口已恢复至北宋后期的三分之一左右。

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在靖康之乱时人口下降较多的诸路中，两浙、江西、湖南三路的户数均已超过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而淮东、淮西和湖北三路不到崇宁户数的40%。其他五路的户口在南宋初都有一定的增长，增幅超过长江以南和江淮各路。

南宋人口发展的第二阶段属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为人口的缓慢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先后发生过金海陵王南侵、宋隆兴北伐、宋开禧北伐、金宣宗南侵等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受战争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在战乱时总要遭受较大的损失，战后随着流民的回归和南北移民的迁入再度开始恢复，但是一场新的大战往往又使和平时人口增长的成果荡然。由于战场基本局限在长江以北地区，长江以南各路保持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和平局面，有利于人口的发展。这些路可分为已充分开发地区和开发中地区两类。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和潼川府等六路属已充分开发地区。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六十余年间，这些路的人口仍在持续增长。至孝宗时期，上述诸路的人稠地狭现象开始加剧。明、严、徽、抚四州在孝宗时期基本恢复了两宋之际因战乱下降的人口数量，此后数十年间这些州都已大致完成土地开发，人口增长率放慢。因此，这些州南宋中期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年代越前，人口增长率越高，年代越后，人口增长率越低。

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市）、镇江府、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市）、江阴军（治今江苏江阴市）、建昌军（治今江西南城县）、临江军（治今江西樟树市）等州军，均有两个增长率，其后一个增长率均大于前一个。这些州军在南宋嘉定以后都接收了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南宋中期，由于人口密度较大，东南各路大多数府州的人口增长率都不高。成都府、潼川府两路的人口状况和东南各路相似。东南四路和成都府路、潼川府路为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集中了72%—73%的人口，因此，其增长率的放慢对南宋全境的人口增长造成了影响。东南四路人口的死亡和流失曾几次造成南宋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湖南、夔州、广西、广东以及利州均属开发中的地区，由于这些路地广人稀，自北宋开始即有许多人稠地狭地区的移民迁入，加之非汉族成员归宋入籍的原因，著籍户口增加较快。广西是两宋之际人口增长最快的路。南宋中期，广西不仅未遭受过对人口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却有一定数量的外来移民迁入北部和沿海等地区。

综上所述，南宋中期各路的人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淮东、淮西、湖北、京西南等江淮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1‰，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已充分开发的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5‰，湖南、夔州、广西、广东、利州等尚在开发之中的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在4‰左右。据此嘉定十六年南宋约有户1410万左右，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户年平均增长率约在3‰左右。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开始攻宋之前各路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则南宋的人口峰值出现在宁宗、理宗之际。

南宋人口发展的第三阶段自宝庆元年至德祐二年宋朝灭亡（1225—1276年），大致相当于南宋后期。受元朝攻宋战争的影响，位今四川盆地及汉水流域的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四川四路人口剧减，由此导致南宋人口减少。蒙古军进入四川后，在各地大肆屠杀平民，而且战乱伴随瘟疫和饥荒。因此南宋后期四川人口损失极其惨重，以致于元代虞集说“蜀人受祸惨甚，千百不存一二。”此外，蒙古军队还大量掳掠人口到北方充当奴隶。[326]四川四路为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嘉定十六年（1223年）有户259万余，占全国总户数的19。4%，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境内只有20万户左右。[30]据此，宋末四川户数比嘉定十六年减少近230余万户。期间有前后户口可资比较的临安府、抚州、建昌军、邵武军、汀州和兴化军仙游县等6个单位的户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这些府州分布于两浙、江西和福建诸路，说明南宋后期这些路的人口仍有一定的增长。

如将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原南宋境内各路的户数，和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户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宋元之际各路的人口发展状况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四川四路，人口极度减少；第二类，福建、江西、淮西、湖南、广东等五路，人口有一定的减少；第三类，两浙、江东、淮东、湖北、京西南、广西等六路，人口有一定的增长。

当四川因战乱人口剧减时，江淮地区的淮东、湖北、京西南诸路，除淮西路有所下降外，其余三路均由于南宋后期北方移民的大批涌入，以及元统一使这些移民能够定居下来，人口得到增加。此外，两浙、江东靠近长江南岸的诸府州也是南宋后期北方移民的重要迁入地，平江府、常州无锡县及江宁府的属县之所以有较高的增长率，可能与宋末元初北方移民的迁入有关。广西属开发中地区，南宋人口发展迅速，宋元之际的人口增长应是其惯性作用的结果。湖南嘉定十六年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两个年度的户数相当接近，表明其在宋元之际没有发生过导致人口有较多变化的重要事件。在德祐二年（1276年）宋恭宗降元以后，张世杰等人率宋军残部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进行顽强的抵抗。后者福建、广东、江西三路户数均不及前者。

据上举《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效忠堂记》的数据，元灭宋之年南宋全境有户11746000户，比所估计的嘉定十六年的著籍户数1410万户减少235万余户，约占嘉定十六年估计著籍户数的16。7%。

货币

南宋时期，纸币大量流通，逐渐代替铜钱成为主要交换手段。南宋的纸币分为“交子”和“会子”。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使用，会子则分为“东南会子”、“两淮会子”和“湖北会子”三种。不过，南宋后期因为大量发行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爆发会子危机。

“会子”。宋高宗后期，京城临安富商印制“便钱会子”在市场上流通。后来，这种“会子”改由官府发行。绍兴三十年（1161年），官府按照四川“交子”的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由政府发行“会子”。“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种，在东南各路市场上流通，所以又称“东南会子”。后来，政府又增印发行二百、三百、五百文三种。

“川引”。南宋时期在今四川地区发行的“交子”，通称为“川引”，分为一贯、五百文两种。

“淮交”。通行于两淮地区，所以称作“淮交”。孝宗时期，政府印制了二百、三百、五百、一贯4种“会子”，金额为400万贯，允许在两淮地区流通使用。绍熙三年（1192年），政府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720文，期限为3年一界（期）

湖会。通行于今湖北地区，所以称作“湖会”。南宋孝宗时，政府发行“直便会子”700万贯，允许在湖北地区流通使用，分为五百、一贯两种。后来，政府又规定扩大流通范围，允许在京西和广南流通使用。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关子”是提取钱币的一种凭证，作为买卖转让：到了绍兴元年（1131年），朝廷屯兵在婺州，水路不通，军部运钞不方便，便在婺州发行一种“关子”，这种“关子”和唐朝的“飞钱”一样，是汇票性质，当时可凭“关子”到杭州、越州领现钞。后来，人们把“关子”作籴本，这就变成了纸币。绍兴二十九年（1158年），朝廷印给淮西、湖广两总领“关子”80万缗，作三年行使；印给淮东总领“关子”40万缗，作二年行使。次年，“复出诸军见钱关子300万缗，听商贾以钱银请买”。这种纸币性质的“关子”，北宋、南宋时期，在市场上流通转让的时间很长，范围也比较宽。

南宋的纸币是在交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图案更加精美，防伪措施更加完善，反映了南宋在商品经济上的繁荣。但南宋朝廷发行纸币“交子”，其目的并不完全出于市场流通，而是为了达到弥补政府财政赤字（亏空）的目的，因为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在发行铜钱、铁钱之外，又有发行大量纸币的经济基础。但宋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1210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1213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

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据史书记载，南宋理宗时期政府财政赤字较大，国库储存“空竭”，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专门设置“撩纸局”，“撩纸局”就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赶印、增印“交子”纸币。淳祐七年（1247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

景定五年（1264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手工业

南宋的手工业生产达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峰。南宋的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和火器制造业都有较大的发展。[13]南宋时期，纺织业规模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金国，南方自此成为了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瓷器制造业中心从北方移至江南地区；造船业得到空前发展。

矿冶业

王安石变法时，矿冶业曾发展到高峰。南迁后，淮水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大量矿藏，不再为宋所有。开采和冶炼技术虽然又有提高，但产量猛跌。金银矿在高宗、孝宗时停废一半以上。南宋时铜矿减少，主要依靠黄铜生产。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黄铜产量达到五百一十八万多斤，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使用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法，产胆铜一百八十七万多斤。孝宗时，铅产量十九万多斤，锡只有二万多斤。铁是制造兵器所必需，但铁矿十分之九都在北方。南宋用提倡民间采炼和改进冶铁技术的方法，尽力增加铁的生产。高宗时，铁产量曾达到年产二百十六万多斤。

南宋发明了“冶银吹灰法”和“铜合金铁”冶炼法；开始使用焦煤炼铁（欧洲人在18世纪时才发明），是中国冶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纺织业

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纺织业仍然是广泛分布于城乡的重要手工业。南宋统治区只是北宋的半壁江山，但南宋朝廷通过各种赋税，每年获得到的丝、麻等纺织品的数量，超过了北宋时期的总额，达到一千万匹以上。浙西、浙东和四川是南宋丝织业的中心，能织造多种精美的高级丝织品。广西和四川是麻织业的中心，出产的麻布，运销各地。

棉织业的出现是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发展。南宋以前，纺织的原料主要是丝、麻。南宋时，随着棉花种植的发展，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纺织棉布已经普遍。根据南宋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以看出，南方劳动人民发明了一套捍、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用棉花纺纱织布。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南宋蚕桑丝绸生产，已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到成衣的过程，为明清的丝绸生产技术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

广东雷、化、廉三州棉织业最先发达。当地生产的“吉贝布”（棉布），有幅阔匹长、细密洁白的“慢吉贝”和幅窄质粗的“粗吉贝”等多种。海南岛黎族人民还能用织机生产出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在广西一带销行。由于棉纺织业刚刚兴起，南宋还没有把棉布列入赋税剥夺的项目。棉纺织在农村的和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中得到发展。

造船业

北宋末，长江有“万石船”。南宋时，大的海船可载重几万石，深阔各几十丈，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远洋海舶行驶在南海到波斯湾的广阔海面。船上继续使用指南针导航。吴自牧《梦粱录》说：海商船舶进入大洋，“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伙）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

制瓷行业

北宋灭亡后，许多官窑随着一起迁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内司官窑为南渡后邵成章设于临安凤凰山下，“黑澄泥为筑，极其精制，泑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同时南宋瓷窑增多，各地瓷器产量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瓷窑的规模较大，近年发现的许多窑址，堆积面积都很广。如四川广元瓷窑铺窑址，堆积长二百五十米。有的窑址堆积广达二十亩，高到二十米。蒋祁《陶记》说，景德镇窑“陶工、匣工、土木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说明南宋后期瓷窑内部已经有一定的分工，烧制瓷器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工序和工种。

景德镇已经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销售各地，所烧瓷器极其精美，有“饶玉”之称。南宋时期的景德镇青白瓷，经历了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程。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风貌与特征。南宋早期，具有北宋中、晚期特征，釉质晶莹如玉，白中间青，凝釉处呈水绿色，光泽度、透光度强。是青白瓷发展的盛期，具有典型的青白瓷的审美特征；南宋中期，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趋于滑坡，整体的质量已不如前，但仍有不少青白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平。下层瓷石制胎、支圈覆烧以及包金镶银印花芒口瓷成为南宋青白瓷的主要特征。南宋后期，景德镇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呈整体衰颓之势。除了景德镇以外，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