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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 红丸案 移宫案（第2页）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宫外男子张差梃击太子宫。张差被审时，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内侍引进宫内。此论一出，舆论哗然，郑贵妃谋刺太子的嫌疑令其百口莫辩，包括神宗在内，朝野上下均怀疑其兄郑国泰欲谋弑皇子。郑贵妃大为惶惧，急忙求救于神宗。神宗认为，舆情汹汹不能强压，只能由太子出面以解此厄。郑贵妃别无他法，只得向太子求情。朱常洛说只追究张差一人之责即可，不要株连他人。此案遂以张差伏法、其余张差所供出者或发配边疆或秘密处死而告终。震动晚明政坛的“梃击案”就此不了了之。此案暴露出皇太子与郑贵妃之间激烈的矛盾，而神宗草草结案并没有真正结束宫闱争斗，宫内权力之争在此后的泰昌、天启年间愈演愈烈。

争国本和梃击案后，虽然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最终得以坐稳，郑贵妃一干人等再也无力与太子争竞，但双方之间的关系恐怕远非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和谐。万历年间的围绕这两件事的宫廷争斗早已给朱常洛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深深的裂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之后红丸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就缺一个引发的机会了。

事件过程

初登大位

皇长子朱常洛自幼不得其父喜爱，十三岁才出阁读书，又长期辍读，经历坎坷。即位前的几十年中，他孤僻、压抑，遂沉湎酒色，恣情纵欲，这无疑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而继位之后，政务繁重，又加重了他身体的负担。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逝后，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为泰昌，史称明光宗，并于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各发银一百万两犒劳辽东等处边防将士，罢免矿税、榷税，撤回矿税使，增补阁臣，运转中枢，“朝野感动”。八月初一日，朱常洛在登基大典上，“玉履安和”，“冲粹无病容”，就是行走、仪态正常，没有疾病的症象。

骤然获病

朱常洛即位后，郑贵妃因之前的国本之争而心有不安，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她从侍女中挑选了八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光宗。郑贵妃又竭力笼络光宗的宠妃李选侍（西李），二人谋合，欲以美人计为己请封皇太后和皇后之号。贪婪酒色的光宗纳八姬后，遂纵情声色、耽于逸乐。光宗身体本就虚弱的，这么一通折腾下来，健康状况更是急转直下。不到十日更是“圣容顿减”，“病体由是大剧”。宫内先由御医陈玺把脉治病，但御医治病讲究循序渐进，光宗急切不耐，于是转令掌管医药的宦官崔文升诊治。

延医问药

八月十五日，崔文升并没有给光宗服用培元固本之药，却反用去热通利的泻药大黄。朱常洛服药后，一晚上就腹泻三四十次，委顿不堪，连走路都极为困难。皇帝病情危急使得群臣惊慌。

崔文升原为明朝万历皇帝郑贵妃的内侍，朱常洛即位后，升司礼监秉笔，掌御药房。崔文升的进药引起朝臣的惊诧。舆论认为崔文升进药是受郑贵妃指使，欲置皇上于死地。而此时国子监李胜芳告诉兵科给事中杨涟说，郑贵妃和李选侍二人相互勾连，刺探宫中内事。杨涟斥责崔文升不知悉用药知识，认为崔文升向身体虚弱的皇帝下泻药大黄，导致其病情恶化；朱常洛生母王氏和原皇太妃子郭氏等外戚则认为崔文升受郑氏指使，此事是郑氏的阴谋。一时间朝野流言四起。

十六日，周嘉谟在杨涟、左光斗的倡言下，大会群臣，当众叱责郑贵妃之侄郑养性，言说郑氏一族贪得无厌、包藏祸心，恐无噍类。众人并令贵妃移宫，郑贵妃迫于压力，只得移居到了慈宁宫。

十九日，光宗降旨说自己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二十二日，光宗召见大臣，用意平息外廷流言。驱逐崔文升出宫，暂停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命令。

进献仙药

二十三日，阁臣刘一燝、韩爌值班时，光宗病情已危急。此时，鸿胪寺官员李可灼到阁部要求向皇帝进献仙丹。内阁首辅方从哲担心再现崔文升的用药事故，故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虽未能通过阁部上达，次日竟自行往大内思善门进药，内监不敢自作主张擅行引入。李可灼献药之举虽然再次被方从哲等人阻止，但进献仙药的消息可能由内监传递给光宗。

二十六日，光宗再次召方从哲、刘一燝等十三位大臣到乾清宫。皇帝当时在冬暖阁靠着案几勉强坐起，皇长子、皇五子等人近身伺候，众臣请求皇帝谨慎用药，光宗回复说，已有十多日不进汤药了。随后光宗下谕旨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

回光返照

二十九日，光宗再召诸臣讨论册封之事。方从哲等人促请光宗早立皇储，光宗遂指定皇长子为继承人。光宗又问起自己的陵寝如何，感觉自己大限将至。光宗忽然又问起进药的鸿胪寺丞，并传见李可灼。

李可灼到后为光宗诊脉，所言病源、治法均颇令光宗满意，于是光宗遂令李可灼进药。众人退出来后，群臣让李可灼与御医商量，但是否进药谁都拿不定主意。当时李可灼将红丸分别给自己两位乡人服用，一人严重，一人好转。辅臣刘一燝认为，李可灼所进之物并非万全之药。礼部大臣孙如游亦认为，此中关系重大，所谓的仙药不可轻易使用。

然而不久内中有乳妪出来，催促制药进奉，万般无奈，群臣只得再次与李可灼共进，令其现场调配。不一时丹药制毕，光宗用之。当时光宗喝水就喘息不顺，但进药后竟觉得颇为受用，连称李可灼“忠臣”。群臣遂再次退出宫外等候，少时内中传曰：“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臣为之欢欣。李可灼及御医留侍，时当巳午（即九点到十三点）

一命归天

傍晚，李可灼出宫前往内阁，向方从哲报告了皇上恐怕药力衰竭，需再服用一丸的情况，御医纷纷认为不应再服，但由于光宗催促甚急，便再服用一丸。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月初一五更，光宗身体情况急转直下，众大臣听到内监的紧急宣召匆忙入宫后，光宗已经去世了。[12]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离开了京城。

光宗的猝逝，使得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宷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事件后续

朝臣之争

光宗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光宗的死因展开，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等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言官纷纷弹劾崔、李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