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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第2页）

明代的爆炸性火器已经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明朝还出现了使用火药推进的箭矢－火箭。除了普通的火箭外更有推进药与爆炸药分开的二级火箭－火龙出水。

将爆裂物做成了地雷与漂在江河上的水雷，敌军触及时会牵动引线将钢轮转动以摩擦燧石点火而爆炸。

火铳

火铳逐渐分为单兵使用的手铳与重火力的碗口铳。手铳通常是发射霰弹，所以会装上木马子，后期的单兵用铳演变出了原始的一排轮发式与转轮式的构造。碗口铳架设在城墙上或船上，通常会架在一个可旋转的炮架上，类似天平的形状，而两端各安一座，一端在开火时另一端可以填弹。

由葡萄牙传入鸟铳（主要是火绳式的扳机，但也有轮簧式与燧发式的扳机）与佛朗机炮。鸟铳在传入之后演变出多管转轮的迅雷铳。而佛朗机炮与明朝的大炮不同之处在于佛朗机炮是以使用子炮的方式而减少了填弹时间。

元末明初，太祖朱元璋在重新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较多地使用了火铳作战，不但是用在陆战攻坚，也用在水战里。通过实战应用，对火铳的结构和性能有了新的认识和改进，到开国之初的洪武年间，铜火铳的制造达到了鼎盛时期，结构更趋合理，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形制，数量也大大提高。

从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地出土的洪武年间制造的铜火铳看，大致是前有细长的直体铳管，管口沿外加一道口箍，后接椭圆球状药室。药室后为铳尾，向后开有安柄的銎孔，銎孔外口较粗，内底较细，銎口沿外也加一道口箍。另在药室前侧加两道，后加一道加固箍。河北省赤城县发现的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火铳长44。2厘米，口内径2。2厘米，外径2厘米。铳身刻铭文“骁骑右卫，胜字肆佰壹号长铳，简重贰斤拾贰两。洪武五年八月吉日宝源造。”将它与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遗址发现的三件印有洪武纪年铭的火铳相比，可以看出它们的外形、结构和尺寸都大致相同。托克托出土的一号铳为洪武十二年（一三七九年）造，全长44。5厘米，口内径2厘米，为袁州卫军器局造；二号铳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造，长44厘米，口内径2厘米，凤阳行府造；三号铳长43。5厘米，口内径2厘米，也是洪武十年凤阳行府造。以上四件洪武火铳铸造地点虽不在一起，但形制、结构基本相同，长度仅相差一至十毫米，内口径相差二毫米，说明当时各地铜铳的制造已相当规范化。

以上介绍的四件洪武火铳形体细长，重量较轻，应是单兵使用的轻型火器，也可称手铳。明洪武年间还有一类口径、体积都较大的火铳，也称碗口铳，实物如现藏中国军事博物馆的一件，为洪武五年铸造，全长三十六点五厘米，口径十一厘米，重十五点七五千克，铳身铭文“水军左卫，进字四十二号，大碗口筒，重二十六斤，洪武五年十二月吉日，宝源局造。”与元代大碗口铳相比，碗口不再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状，铳管更粗，药室明显增大。山东地区发现的洪武年铸造的同类火铳，形状相同，唯口径更大，接近十五厘米。口径增大，铳筒加粗且药室加大，使明代的大碗口铳较元代同类铳装药量更大，装弹量和射程也相应增大，因此威力也更强了。

上述明洪武年间制造的两类火铳，即手铳和碗口铳，无疑是直接继承了元代两类火铳的形制并发展而来，并很快发展成枪、炮两个系列。

洪武初年，火铳由各卫所制造，如上述数件火铳，就包括袁州卫军器局造和风阳行府造等等，到明成祖朱棣称帝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对武备的控制，将火铳重新改由朝廷统一监制。早在洪武十三年时，明政府已成立了专门制造兵器的军器局，洪武末年又成立了兵仗局，永乐年间的火铳便是由这两个局主持制造的。永乐时的火铳制造数量和品种都较洪武时有了更大的增长，并提高了质量，改进了结构，使之更利于实战。

从洪武初年开始，终明一代，军队普遍装备和使用各式火铳，据史书记载，洪武十三年规定，在各地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百分之十装备火铳。二十六年规定，在水军每艘海运船上装备碗口铳四门、火枪二十支、火攻箭和神机箭二十支。到永乐时，更创立了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明代各地的城关和要隘，也逐步配备了火铳。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也安置了火铳加强守备。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年）和二十年，明成祖令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城池要塞架设炮架，备以火铳。到嘉靖年间，北方长城沿线要隘，几乎全部构筑了安置盏口铳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火铳也还存在着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而在明代军队的全部装备中，冷兵器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其上述，我国元末明初火器的发展，特别是明初洪武年间火铳的制造和使用，在当时世界兵器领域内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从明代中叶以后，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状态的中国封建经济以及统治阶级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兵器发展的势头停滞下来。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的火炮、火枪得到较快的发展，而中国的兵器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祖制，有些手铳的形制甚至百年一贯。火药兵器没能在自己的故乡引起革命的变革，而当它传入欧洲后，资本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的兴起却使它发挥了革命的作用。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更促进了枪炮的改进和扩大生产。到明中叶，发明了火铳的中国不得不从国外舶来品中汲取养份，仿制了比火铳更先进的“佛郎机”和“红夷炮”，以及单兵使用的鸟铳等。中国火器的制造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火箭

在明代时，火器也被称为神机，其中火箭又被称为神机箭，这种取名大概是因为“神机”不须像弓弩那样费力上弦的关系。

红夷大炮

天启年间明朝军官从葡萄牙人那里购得红夷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最远射程可达二十里以上。天启六年（1626年）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中发挥极大威力。据史料记载，后金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是努尔哈赤成军以来的第一次挫败。

明末火器专家毕懋康在其《军器图说》（公元1635年刊印）首次介绍了燧发枪（书中称为自生火铳），清朝康熙时制造出燧发枪，当时称为自来火。

除佛郎机外，明中期以后还仿制了一种红夷炮（又称西洋炮），是一种大型火炮，在明万历后期由荷兰传入中国。《明史·兵志》记载；“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红夷炮与佛郎机相比，口径较大，管壁加厚，能承受较大膛压，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明末，明朝廷为抵御后金军的进攻，重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大量仿制红夷炮。崇祯二年至三年（一六二九年——一六三〇年），徐光启督造大小红夷炮四百余门；两广总督王尊德也先后仿制大中型西洋炮五百门。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都有当时红夷炮的制品。

西方火炮的传入，促进了中国明朝后期火炮技术的发展，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据《练兵实纪杂集》记载，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郎机铳二百五十六门，辎重营装备佛郎机一百六十门。佛郎机在明朝北部防御要地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各镇长城关口要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年正月十四到二十七日）袁崇焕以红夷炮凭城固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击退后金部队的多次进攻，传说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可能被明军大炮伤，现清史学界基本公认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死于疾病。

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以逐渐成了明朝军中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铳淘汰。

1639一1642年，明清双方展开松锦大战，双方都使用了红夷大炮，明军在关内加紧造炮，清军把红夷炮用在大规模的野战和攻坚。清军仅松山一役，就调运了炮弹万颗，红夷炮37门，火药万斤，到阵前备用。松锦战前，清军由于火炮量有限，质量低劣，攻城时，每每不下，因而攻坚战往往被视为畏途。松锦一降，清军再攻坚城，往往炸毁城墙近百米，这在以前明清战争史上是绝无先例的。明军对清军火炮的长足进展十分惊讶。如1639年明将樊成功口报:“鞑贼将松山廿五、六两日狠攻，城中拾得打进炮子六百零一余个，俱重十余斤，目下南墙所装红夷炮37门。

松锦战后，明军关外火炮大多落入清军之手，只有驻守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清人曾扬言:“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派，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当时尚为明朝服务的著名西洋传教士兼军火专家汤若望惊呼道：“彼（指清军）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铣，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之矣。”这段话反映了汤若望的震惊，也说明了一个难以逆转的严酷的真情实况。

公元1642年，皇太极命八旗汉军诸头领率所部炮匠到锦州铸神威大将军炮，1643年又派人赴锦州督造红夷炮，像这样一批批地遣官造炮，说明当时的锦州已成为清军火器的制造基地。今人黄一农认为：当时所铸成的35门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火炮，其品质已达世界最高水平。此炮以铜铸之，前细后粗，长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药2。5公斤、铁子5公斤，安装在四轮炮车上，具有身管长、弹药量大的优点，是攻摧坚城的利器。清军在1644年入关后，农民军虽还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规模的火炮和新制火炮与精通骑射、擅长野战和炮战的清军抗衡，但他们再也无法阻挡以先进的红夷炮群装备为主的清军。清顺治年间，出于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抵抗政权的需要，火器生产的势头有增无减。清廷在北京设立炮厂、火药厂，由兵仗局统一管理，由此导致了清代第二次火器生产的高潮。

佛郎机炮

公元十一世纪，当火药兵器在中国战场上大显神威的时候，西方还不知道关于火药的知识。二百年后，欧洲的学者，首先是阿拉伯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著作，才知道了火药。但火药武器则是通过战争传入欧洲的。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阿拉伯人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在战场上欧洲人开始接触到火药武器，领略了它们的巨大威力。

十五至十六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在学习中国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基础上，制造出了新的火药兵器——佛郎机。佛郎机与其在中国故乡的原型，也就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著名的火铳相比，在构造上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主要具有了以下几点优越性：1．采取了母铳和子铳的结构。母铳是炮筒，大型佛郎机的炮筒长达五至六尺，其优点是弹丸射出的初速大，射程远，具有较大的杀伤力，子铳实际上是一枚小火铳，一般备五至九个，事先或轮流装填弹药备用。使用时，先把一枚子铳装入母铳的装弹室中，发射完后便将空子铳退出，换装另一枚子铳。因为子铳可以轮番装换，减少了现场装填弹药的时间，因而提高了发射速度。2．装弹室加大。佛郎机的装弹室一般占母铳全长的四分之一，宽度相当于口径的二至三倍，敞口较大，便于子铳的安放。3．管壁厚，能承受较大的压力和强度，保证了弹药发射时的自身安全。4．装有瞄准具，配有准星、照门等装置，能对远距离目标进行瞄准射击。5．增设了两侧的炮耳，佛郎机的后部都加设了炮耳，从而可将炮身置于座架上。炮耳可以转动，使火炮的射击角度得以俯仰调整，控制射程并提高命中率。也有的佛郎机是在炮身下部安一个尖长的插销，或是在尾部安有导向管和尾柄，通过插销可将炮身安装在炮架上；控制导向管和尾柄，能将炮身左右旋转，调整射击角度，扩大射击范围。

佛郎机的作用和威力如此之大，且明显优越于中国传统的火铳，这些情况引起了明朝官员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葡萄牙派五艘武装舰船驶至广东珠江口外，企图以武力为后盾，占据广东一岛屿。遭拒绝后即开炮轰击守军，当葡舰侵入广东新会西草湾时，被当地守军击败，缴获两艘舰船和船上火炮二十余门，按其国名将船上之炮称为“佛郎机”。当地官员将这些新式火炮献给明朝政府，同时上书朝廷，建议仿制，以改善明军武器装备。当时的明世宗立刻同意了这一奏议。嘉靖二年，原担任过广东白沙巡检，与葡萄牙人有过多次接触，熟知佛郎机性能的明朝地方官员何儒，带领有丰富经验的广东工匠奉诏到南京，在当时设备精良的火器制造处操江衙门开始了佛郎机的仿制。嘉靖三年四月，第一批三十二门大样佛郎机仿制成功。《大明会典·火器》中详细记载了这批佛郎机的情况，它们全部用黄铜铸成，每件重约三百斤，母铳长二点八五尺，另配四个子铳，可分别装填火药，轮流发射。这是中国仿制的第一批佛郎机，因至今未见实物出土，所以具体形制不详，但从长度和重量看，应是一种短而粗的火炮。

紧接着，明朝又陆续仿制了数量更大、形制更多的各式佛郎机，装备北方及沿海部队，使明朝守边的战斗力大大加强。

明朝仿制佛郎机的机构主要是军器局和兵仗局，他们在组织工匠仿制的过程中，除保留和吸收国外佛郎机的优点长处外，还作了许多新的革新和改进，使之更适于明军各种条件下实战的需要，明代仿制佛郎机的情况，在《明会典》和戚继光兵书《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中有详细的记载。《明会典》记仿制的佛郎机有大样、中样、小样三种。前面提到嘉靖二年生产的第一批重约三百斤的佛郎机，就属大样佛郎机。出土实物中还见有五件中样佛郎机，长二十九点三至二十九点五厘米，口径二点六至二点七厘米，显然是按照统一规格制造的，精密度也已相当高。小样佛郎机的制品较多，出土实物也很丰富，一九八四年河北省抚宁县城子峪长城敌楼内发现小样佛郎机的三件母铳和二十四件子铳，可以组成三套完整的佛郎机子母铳。从器身铭文可知，它们是嘉靖二十四年按统一标准和规格制造，于隆庆四年（一五七〇年）运至城子峪段长城，供守城士兵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