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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 中（第4页）

唐朝商业比前朝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城市、交通

唐代都市的繁荣是与工商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在全国城市中，以长安和洛阳最为繁盛。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大都市。长安城周长七十余里，人口约一百万，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全城布局整齐，道路宽阔，树木成荫。城中有东西两市，是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区。通过丝绸之路，各国商人们还通过长安把百货运销到中亚、西亚等地。

随着商业的繁华，以两京为中心的全国交通也很发达。以陆上交通而言，西到岐州（陕西凤翔），东到宋州、汴州，有宽阔驿道，沿途都有客店供应商旅食宿，并出租车驴，供给商旅乘骑和运输。再由此出行、南往荆襄、北达太原，东北至范阳，西南入川蜀，西北去甘、凉，一路上交通方便，商旅行走千里远路，不必自备行李食粮，也不用担心盗匪打劫。至于由官府设置的水陆驿馆，全国计有一千六百余所，驿馆宽大明敞，配备有驿丁，免费供应酒食住宿、还提供马匹、船只，供官吏乘坐和传递政府的文书之用。

此外，水运和海上交通也很发达。沿运河交通点的许多地方发展成为繁盛的集镇，其中地处运河与长江会合点上的扬州是东南水陆交通的枢纽，商业最为繁盛，是南北百货荟聚的大商业都市，也是国际贸易的集散地。东与日本、朝鲜，南与南洋，乃至大食、波斯的商人进行着大宗的贸易。南方的广州，更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大都会，每年经常有许多外国商船来此。大历五年（770年）前后，进出口船只，高达四千余艘。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唐朝政府在这里设置市舶司，商船进口，要征收停泊税和收购政府所需的货物，然后才听凭与商人贸易。由于国际商人来往很多，有的且长期居留，政府特地设置“番坊”进行管理。

唐代对外贸易繁荣，交流密切。除传统的北方丝路以外，还有草原丝路、青海丝路（唐蕃古道）、西南丝路（西南夷道）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分为南海丝路和东海丝路）

货币

唐朝建立后，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体系。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体系。

唐朝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

随着商业的发展，唐后期已普遍出现了供商人贮存和批发货物的邸店，以及承办商人货款的柜坊。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此外，唐后期还出现了一种信用券，称为“便换”，亦称“飞钱”。商旅只要付钱给各道设在京师的有关机构和商号，取得半联凭券，回到本道后就可以持券取款。飞钱的出现对于远途到京师做买卖的商人提供了贸易上的便利。这些都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

文化

唐文化以其博大的内容，恢弘的气势，雍容的风度，昂扬向上、坚定执著的进取精神，生动自然、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艳丽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独特的魅力。而唐王朝经济的繁荣、国势的昌盛、国内交通的发达和中外交往的频繁，不仅给唐代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开放宽松的创造环境，而且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并激励人们去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

文学

诗

唐朝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是唐诗。唐诗的发展阶段一般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唐初以陈子昂和“初唐四杰”等人为代表；盛唐时期以李白、杜甫、岑参、王维等人为代表；中唐以李贺、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为代表；晚唐则有李商隐、杜牧等。这些诗人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亦有沉郁厚重的现实主义诗作（如杜甫诗允称“诗史”），此外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代表，而唐诗也成为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文

唐朝的文章以“散文”成就为最高，代表性人物是韩愈、柳宗元，代表性散文是《师说》《杂说》《黔之驴》《捕蛇者说》等。

小说

唐朝文言小说的代表形式就是“唐传奇”。唐传奇主要是分为三类：神怪故事、恋爱故事、侠义故事，它主要是满足市民阶层的需要而发展。代表性作品有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陈鸿的《长恨歌传》，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唐传奇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同时，唐代还有“变文”“讲经文”等通俗文学。变文说一种民间说唱艺术，由佛教寺院以通俗故事宣传经义发展起来，代表性作品有《目连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秋胡变文》等。

戏剧

唐朝开始有了“戏剧”一词，唐朝的戏剧主要是“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傀儡戏”，唐朝的戏剧受到西域戏剧的影响，也吸收了古印度梵剧的营养，形成了唐朝戏剧，并且传播到朝鲜半岛、古日本等。

西域戏剧，主要是龟兹戏剧，龟兹本地乐器“筚篥”是主奏乐器，他们改良了源于西亚的“竖箜篌”和“曲项琵琶”，唐朝时期传入中土并且风行各地，远播至日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西域戏剧里常用的道具“披帛彩带、缨络花绳”也被唐朝戏剧采用。

在公元7世纪左右，古印度的戏剧梵剧也伴随着印度佛教传入唐朝，梵剧《舍利弗剧》《弥勒会见记剧本》后来曾在新疆出土。

美术

绘画

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唐朝中期的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他兼擅人物、山水，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时有“吴带当风”之说。张萱和周昉以画侍女图为主，代表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宋人苏轼称他“画中有诗”。而韩滉的《五牛图》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

壁画

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

书法

唐朝时期，书法名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的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其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楷书字体柔圆。颜真卿和柳公权是中晚唐书法名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二人书法被称为“颜筋柳骨”，其风格影响后世，分别形成了“颜体”与“柳体”。此外，唐朝还有草书方面的大家张旭和怀素。

史学

唐代编著的史书很多，“二十四史”中有八种为唐人所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都是官修，官修正史到唐代成为定制；《南史》《北史》则为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所编著。这些史书虽还保存浓厚的世族家谱的形式，但对于3、4世纪之交到7世纪初约三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复杂混乱的史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使后代研究这一段历史有了基本的线索。此外，刘知几的《史通》，评论历代史书，杜佑的《通典》，详列历代政治制度，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

宗教

唐代是中国儒、佛、道三教并盛的黄金时期，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在中国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唐太宗时，玄奘去天竺取经，带回许多佛教经典，并译成汉文。由于与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接触，所以佛教和佛学在中国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十三宗派中的禅宗被认为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相标榜，而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禅宗特有的判教说。佛教心性论是唐代儒学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并对唐宋儒学发展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道教内部上清派、楼观派、正一派、灵宝派等派别则在相互融合中推进了道教教义学说和仪轨制度的建立，道教主要借鉴吸收佛教的思辨哲学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而佛教则对道教的法术斋醮有所借鉴。

此外，袄教、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这些宗教信仰给以后中国，乃至东亚人民的精神生活以极大影响。

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