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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第4页）

争议概况

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近代以来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缺乏或彼此有出入，加之评价标准、分析路径等的差异，学界就郑和下西洋争议颇多。其中，仅涉及郑和本人的，就有关于其主要宗教信仰（有伊斯兰教说、佛教说、道教说、多元信仰等等观点）、“海权思想”、死亡的时间地点等的争议，这些详见词条“郑和”，本词条主要梳理其他有关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争议。

宝船大小

关于郑和航海船只（尤其是宝船），《西洋番国志》等均概言其巨大，但缺少具体尺寸。不过，《皇明纪略》《客座赘语》等也有零星记录。其中，马欢所撰《瀛涯胜览》一书，部分版本的卷首记载称：“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这段记载提供了宝船具体的尺寸，《明史·郑和传》的说法与此相同。在明代南京龙江船厂遗址上，两次出土了全长超过11米的巨型舵杆，似可与之相符。而支持存在大“宝船”的郑和研究学者，也为数不少，如郑鹤声、郑一钧、庄为玑等著名学者均持此说。

学界也存在反对观点。通过对《瀛涯胜览》多种版本的比对，有学者指出宝船尺寸的记载很可能并非出自马欢本人之手，而是后人的附会。而附会的来源，可能是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档案去向

据《殊域周咨录》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项忠派官员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起来。项忠追问官员，库中档案，怎么能够失去？当时在场的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几十万，军民死者万计，就算取得珍宝有什么益处？旧档案即使还在，也当销毁，怎么还来追问？。”《客座赘语》则称刘大夏焚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

对于刘大夏销毁档案说，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其一，《大明律》严禁销毁官文书，如果刘大夏销毁官文书，不可能不受惩罚，但刘大夏反而平步青云；其二，刘大夏的墓志铭只记载了其藏匿征安南档案而没记载其销毁下西洋档案；其三，综合判断下，所谓刘大夏销毁下西洋档案有移花接木之嫌，可能是根据刘大夏藏匿征安南档案而虚构的故事。即使是《殊域周咨录》的记载，也并未指明是刘大夏销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而只是他表明自己对于下西洋的态度。

《郑和出使水程》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大批郑和档案如果没有被刘大夏销毁，则其去向仍然是个谜。大批郑和档案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

航行范围

中国学界一般认为，郑和航海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即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域外存在不同看法。李约瑟曾引地图学家弗拉·毛罗所言，称1420年郑和舰队已越过好望角。澳大利亚人菲茨拉德认为，郑和的船队有可能到达澳大利亚西北的达尔文港。。马来西亚学者祖菲加提出，郑和舰队于1422年到达了南极。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加文·孟席斯（GavinMenzies）又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且先于西方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其证据包括所谓郑和船队绘制的世界地图、《异域图志》所绘制的各地动物、考古证据以及DNA分析等。其中的世界地图即中国律师刘钢收藏的《天下全舆总图》。刘钢称该图是永乐十六年（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复制品。他本人又撰写了《古地图密码》一书加以论证。

中国学界对上述外国学者的观点普遍持否定态度，尤其反对孟席斯的观点。外国也有学者对《天下全舆总图》提出了质疑。反驳理由包括当时的中国人几乎无人接受地圆说，不可能尝试环球航行；经纬线绘图法尚未传入中国，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也只是一字排开绘制而成的，等等。反驳者并且指出，脱离史实的宣扬不仅不能激发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反而“只能是对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嘲弄”。

停罢原因

从1405年开始，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渐终止，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回到国内（1433年）之后80年，葡萄牙人来到了澳门，原来行驶着三保船的海洋已经被欧洲人控制了。对于下西洋活动停罢乃至中国航海事业衰落的原因，学界多有讨论。

战略重点转移

有观点认为，明初时海外威胁受到重视，故有郑和下西洋之事。然而，或许郑和过于成功了，“他的海军满载荣誉胜利归来，并确认帝国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因此“郑和与他的随从也可以说失去了继续远航的意义”（“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王赓武自选集》）。由于不再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明朝帝国的安全战略便转向北方。也有学者认为，是顽固的封建思想以及农业帝国的土地观念战胜了海洋观念，导致下西洋的终止。

虚耗靡费太甚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认为，明帝国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停止了海上远航。在明朝帝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远航的不同意见。这是一项投入很大的事业，据统计，永乐年间，新建和改建约二千艘海船，其中每只宝船造价约五六千银两，船上装载的各种赏赐物品花费很大。郑和舰队宝船之大，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的载重量，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支费浩繁，库藏为虚”，被认为是下西洋终止的直接原因。

不过，有学者认为明朝在洪武、永乐的基础上达到仁宣之治，单从财力上讲，此时远航的物质条件应该较永乐年间更为充足。

历史人物相关因素

除以上种种因素外，学者论及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

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争权夺利，以郑和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失败；

仁宗、宣宗二帝在阅历及个人能力上远逊于太祖、成祖二帝，加之社会的稳定，他们无力也无心向外开拓发展，转而以守成为主。

郑和的去世，使下西洋失去了“最重要的领导者”，船队无法再连续出航。

无论如何，中国就此和人类社会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擦身而过。

中西对比

公元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最后到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航线。这一系列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创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迹。总而言之，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还有观点着眼于郑和下西洋中含有的国家垄断海洋的倾向，认为，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明成祖不许沿海军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一再下令“仍禁频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禁频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对于沿海居民的海外贸易，下令“严禁绝之”。严厉的海禁危及沿海居民的生计，而且导致在停止国家组织的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同时，海洋也被封闭起来了。亦即，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满足，一旦他们听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从国家层面到百姓层面，彻底地封锁了海洋，以至于造成了在世界史的关键时期海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缺位。

也有论者提出，学界在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偏好中西对比，尤其是倾向于用西方的航海模式否定东方，可能是受到“欧洲中心论”束缚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