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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明代四大奇书 公安派 竟陵派 上（第3页）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其次是袁中道，袁宗道又次之。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文学主张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抄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历史功绩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

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代表人物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袁宗道

（1560～1600）明代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27岁时会试第一，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曾向焦□及李贽弟子僧深有问学。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归里，钻研学术，以禅宗思想研究儒学，著《海蠡篇》（今佚）。九年后复入京，官右庶子，任东宫讲席。

他钦慕白居易、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

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著有《白苏斋类集》22卷。

袁宏道

（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生性直爽，喜游山水。公元1588年（万历十六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

公元1592年（万历二十年）进士。不仕，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遍游楚中。公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公元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

公元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次年春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同年九月初六因病去世。传世的有诗歌1700多首，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秀俊，自成一家。后人将其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行世，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

袁中道

（1570～1626）明代文学家，“公安派”领袖之一，袁宗道、宏道胞弟。字小修。荆州公安人。16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成年后科场考试，几经落第，至34岁时才考中举人。考进士又多次名落孙山，从此更加纵情山水，学禅悟道，以诗酒自娱。宏道病逝，他悲恸过度而隐居玉泉山读书学佛、修身养性，但未移昔日处世之志。

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次年朝廷授徽州府教授，后升国子监博士。此间他系统地整理、校对、出版了两胞兄及自己的著作，使“三袁”的作品及其文风发扬光大。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升南京吏部主事。公元1624年（天启四年）升南京吏部郎中。两年后病逝于南京，终年57岁。他的文学主张基本与两胞兄相同，反对模拟剽窃，崇尚个性。著作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等。

四、竟陵派

概念简介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政府驻地）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代表人物是钟惺（1574～1642）和谭元春（1586～1637）。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肤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公安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值得指出的，由于竟陵派的出现是为矫正公安派的俚俗粗浅之弊，所以很容易让人造成竟陵与公安对立的误解。

其实，竟陵与公安的相同处还是占多数的。竟陵与公安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反对前后七子所采取的路径不同，出发点与目的还是一致的。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