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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 下（第1页）

文化

思想

隋文帝前期主张调和儒佛道思想，并且主张朴实文学，反对南朝艳丽的文学思想。他提倡儒学，把儒家学说提升到治国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励劝学行礼。各地纷纷广建学校，中原地区学者众多，儒学一时兴盛。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到隋朝时没有统一的经典，使得科举制度在明经考试方面仍然困难。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开助佛反儒。

601年，隋文帝认为学校多而不精，故下令废除所有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同时下令营造寺塔五千余所。杨广时虽然恢复各地学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时最著名的儒生有刘焯、刘炫，二刘学识丰富，受当时儒生景仰。然而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焯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举动，使得不少儒生抹黑隋朝统治者。

王通是隋末大儒与隋朝著名的思想家，谥为“文中子”。他主张执政者应该先德后刑才能让人心服；提倡儒道佛三教应该共同相处，而不是互相抵制。又主张天人之事与天地人三才不相离等思想。他著有《太平十二策》、《续六经》与《文中子中说》。他的孙子王勃是初唐四杰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学说，对后来宋代的程朱理学影响深远。当时的佛教其中最兴盛的天台宗主张止观说，而禅宗主张顿悟说。止观又称为寂照、明静，主张止息一切外境与妄念，专注于特定对象，并产生对于该对象的正智慧。顿悟为“明心见性”法门，即是主张顿悟。主张凡事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

经学

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有差别，所朝《隋书·儒林传》记载：南人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朝继承北朝学风，知名学者有隋朝初年的牛弘、还有后来的刘焯、刘炫当时并称“二刘”，王通等。

牛弘著有《五礼》，刘焯著有《五经述义》，刘炫有《五经正名》。王通曾聚集第子的有子河汾之间，世人称他为“文中子”，著一”《中说》。降朝政治上的大一线出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王通提出“三教归一”的口号，主张以儒为主，授引信道人儒，预言了三教融合和相互吸收的发展趋势。

文学

由于隋朝时间较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虽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但是后继中断，古文运动需要到唐朝中叶才成功的发展起来。当时有专门研究音律学的著作，也有不错的散文与诗歌。在南北朝时，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朝文学讲究质朴且实用。由于南朝艳丽的文学征服了北朝，使得隋朝文学大多承袭梁陈学风，没有新的突破。

而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居然不过十余人。杜正藏所著的《文章体式》，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号为“文轨”。甚至连高句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这使得南朝文学流行到外国，影响较大。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朴实文学。李谔建议不能依文藻华丽而录取人才。然而隋炀帝又提倡华丽的南朝文学，他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杨广也是一个文学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宫乐歌》。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评议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

史学

史学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书，或由官方撰写，或由民间人士自行撰写。其思想比较自由，质量也佳，但由于不容易采用到史官所藏书籍，通常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自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虽然官方修史公正性不足，但由于任用专业史臣撰写，由朝廷提供的资料也比较充足，在隋唐以后成为朝廷专门的事业。

音韵

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切韵》由陆法言执笔编写完成。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韵学与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纳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一致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以前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都有错误。陆法言记录了诸人议论的要旨，于601年写成《切韵》五卷。这部书统一书面的声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是中国最早的音韵书，该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后来的《广韵》、《集韵》等书中。

目录

目录学方面，隋朝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众经目录》，道家的《道经目录》，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与释彦琮所撰的《隋仁寿年内典录》。隋廷收集南、北两朝所存书籍，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唐朝魏徵就是依此编写出《隋书·经籍志》，成为隋以前著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的地位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相同。

宗教

自南北朝以来，佛道儒统称三教，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隋文帝主张调和宗教与儒学，采用三教并重的策略，并容儒教、佛教与道教以相辅治国。由于国家开放，流行于西亚的祆教也在中国广为流传。

隋朝早期佛教进入极盛阶段，这是因为皇帝与佛教的渊源密切。北周武帝灭佛时，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所以积极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佛教一度成为隋朝国教。581年，隋文帝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并且听任人民出家。隋炀帝时，朝廷对佛教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隋炀帝还向天台宗智者大师受戒，成为佛家弟子。然而皇帝也对佛教严加控制，例如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起来，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当时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天台宗讲究将“教”、“观”两者发挥到极致并圆融一体，认为法界无相，万物一体。止观是主要修行方式。三论宗因研究《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而著称。主张世间、出世间的万有诸法，是从众多因缘和合而生，是众多因素和条件结合而成的产物。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余所，塑造佛像数万，并且翻译数万佛经，使佛经流布多于儒经数百十倍。隋文帝十分崇佛，仅头两次在各州兴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兴善寺最有名。又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替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成立翻经馆及翻经学士，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

艺术

绘画

隋朝的绘画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杰出的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20多人。展子虔以画台阁、车马、人物见长，他的《游春图》是中国国内已知的现存最古的名画，被认为是山水画的始祖。

隋朝绘画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已发展成独立的画科。展子虔与董伯仁齐名，同时被召人朝，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新的风格。他们除画寺院壁画外，还画卷轴画，专长于人物、车马、楼阁及山水配景。现存展子虔的惟一遗作《游春图》，是用勾勒刷法，着大青绿，注意远近关系和山树人物的比例，能够于咫尺之中，具备千里之趣。这证明了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彻底解决“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空间处理问题，成为卷轴山水画兴起的代表作。画中山水占了重要的地位，反映出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趋向。元代汤垕所著的《画鉴》，指出《游春图》是山水画的始祖。

郑法士、田僧亮、杨契丹都是隋朝的宗教画家。他们曾经同时在长安光明寺小塔作壁画，郑画东壁、北壁，田画西壁、南壁，杨画外面四壁，当时人称为“三绝”。有一次郑法士要求看杨契丹画稿，杨引郑至朝堂，指着宫殿、人物、车马说：“此是吾画本也。”可见他们的画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是很强的。于阗（今新疆和田）画家尉迟跋质那，当时人称他为“大尉迟”善画西域人物，画面上有阴影晕染，即所谓“凹凸法”。这种画法始于南朝的画家张僧繇，对后来的绘画影响很大。

书法

隋朝书法巧整兼力，不离规矩。初唐大家的风范规模，在此已经初步形成。著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墨迹则有千字文与写经。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显示书法风格。隋末唐初尚有书法家虞世南，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唐初四大家”。

音乐

隋朝的音乐，初期受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宫廷乐歌。也都杂有“胡声”。隋平陈后，得宋、齐的旧乐，设置清商署来管理。场帝时，设置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至于乐器如曲项琵琶、竖头箜篌、筚篥、答腊鼓和羯鼓等，都是从北方少数民族和西域流传过来的。在当时已经知道音阶有七音而非五音而已。

隋朝的音乐家有牛弘、郑译、万宝常等，而著名的是万宝常。他原是后梁人，跟父亲归降北齐，后来他的父亲想要逃回江南而被杀，他也被没人官府充当乐户，过着奴隶的生活。到隋朝时，他曾指出郑译所作音乐的缺点。他还写成《乐谱》64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创造。后来万宝常因受到大官僚苏威等人的排斥，得病饿死。临死时，由于气愤，遂烧去自己的著作，只被人抢出一小部分。

万宝常与何妥是隋朝著名的音乐家。何妥是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人，他还擅长哲学。公元592年，以国子博士受命制定正乐，当时诸重臣议论纷纷，万宝常也参与讨论，然而一时没有结果。最后何妥用计让隋文帝采用黄钟宫而解决了纠纷。何妥又为隋炀帝作御车“何妥车”。著有《乐要》、《周易讲疏》等书籍。万宝常著有《乐谱》。当时隋文帝受胡音与南朝“亡国之音”困扰，为了制定正乐召集牛弘、辛彦之与何妥等人整顿音乐，产生符合隋朝一统天下的国乐。当时重臣郑译、苏威与何妥等人讨论许久而没有定论。万宝常虽然表达意见，然而身份低下，其建议不被采用。不过他取得隋文帝的同意，以他所提的“水尺律”来调制乐器。万宝常虽有抱负，却因受一些权贵们的嫉恨，郁郁不得志而去世。他的音乐在当时被说成是“西域之乐，乃四夷之乐，非中士所宜行也。”《隋书·音乐志》也把八十四调误认为是郑译的理论，实际上这是万宝常的研究成果。

科技

隋朝科技情况如下（右图为赵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