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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第1页）

庆历新政

事件背景

社会背景

北宋立国后，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于内庭设“中书门下”（政事堂），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为限制宰相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冗员”问题突出。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守内虚外策略，奉行“养兵”之策，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至仁宗时，总人数已达140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形成“冗兵”。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宋代建国后，不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宋代人民的负担很沉重。全国的居民有主户和客户之分。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994年，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34]，沉重打击了宋朝政府。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义爆发了。

仁宗即位元年，土地兼并现象更加严重[2]，农民大量逃亡，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43]甚至京畿开封府所属各县，也有盗寇出没。当时，已有一些官员感到危机的严重，富弼就曾说：“自此以往，只忧转炽，若不早为提备，事未可知!

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直接起因

参见：宋夏战争、重熙增币

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康定二年（1041年），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大将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失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

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才得以解决。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震动了宋廷，多年沉闷的政治空气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总算开始行动了。

事件经过

条陈十事

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政大臣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

1、澄清吏治

①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

仁宗时，官员升迁采用“磨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间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对此提出新的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政绩卓著的官员，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并规定京朝官及郡县官吏，有人保举在三年任期届满即与磨勘升迁，否则便要等到满五年之后，方行磨勘。

②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

宋初以来，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滥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任学士以上官职的，在二十年内通过恩荫，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范仲淹对此提出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③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

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④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

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认为官员的升迁要严格依照政绩，建议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奖励能员，罢免不才，并主张由各级长官保荐下属。

⑤均公田。

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2、富国强兵

①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

范仲淹建议朝廷颁布诏令，加强农桑立法，命令全国各路转运使及其所管辖的乡县真正重农桑，奖农桑，使农业的好坏作为考察官吏、官吏黜陟的重要内容。

②减徭役。

宋代的赋税与力役基本上沿袭了唐末及五代的制度，宋初虽作了一些调整，但赋税残酷、力役烦苛，赋税、徭役迫使贫苦农民纷纷破产，也激起农民起义反抗。对此，范仲淹主张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节用、节俭，裁减统治者的奢侈耗费，做到均赋税、宽徭役，减轻人民负担。

③修武备（整治军备）。

范仲淹主张恢复府兵制，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此项，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3、厉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