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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1章 曾国藩 文武双全的中兴名臣（第1页）

一、早年经历

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11月26日，即清朝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他的出生地是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一个典型的耕读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不仅接受了基础教育，而且从小就肩负起了作为长子的责任。祖父曾玉屏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却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父亲曾麟书则是一位秀才，也是一名塾师，这使得曾国藩从小就能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五岁时，曾国藩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六岁便进入了家塾“利见斋”学习。

随着年龄的增长，曾国藩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对学问的热爱。道光六年（1826年）春，十五岁的曾国藩参加了长沙府童子试，并取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这次考试的成功激励了他继续深造的决心。四年后，也就是道光十年（1830年），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知识，曾国藩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又转入湘乡涟滨书院继续学业。在涟滨书院的学习经历对于塑造曾国藩后来的思想体系有着重要影响。

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年），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曾国藩终于考取了秀才资格，标志着他在科举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紧接着，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岳麓书院进一步深造，并同年参加湖南乡试，成功以第三十六名的成绩成为了一名举人。这一成就不仅为他赢得了社会地位上的提升，也为他日后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奠定了基础。同年秋天，怀揣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曾国藩启程前往北京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

然而，通往成功的道路往往布满荆棘。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会试中，曾国藩未能如愿及第，只得暂时居住在北京的长沙会馆内继续研读备考。次年，虽然朝廷特别开设恩科会试给予落榜者再次机会，但遗憾的是，曾国藩仍然没有通过考试。面对连续两次失败，年轻的曾国藩并没有气馁，而是选择回到家乡长沙，与同乡好友刘蓉、郭嵩焘等人一起住在湘乡会馆内共同学习讨论，相互鼓励支持。

二、仕途坦荡

曾国藩的仕途之路堪称坦荡，这不仅得益于他自身的才华与努力，也离不开当时朝廷对人才的需求以及贵人的提携。道光十八年（1838年），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曾国藩终于在会试中脱颖而出，以三甲第四十二名的成绩获得同进士出身，正式开启了其辉煌的政治生涯。同年，在朝考中位列一等第三名，更被道光皇帝亲自提拔为第二名，并选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这一系列成就标志着曾国藩正式步入了清朝官僚体系的核心圈层，同时也让他成为了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进入翰林院后，曾国藩迅速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与潜质。道光二十年（1840年），通过散馆考试并取得二等十九名的好成绩后，他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开始了自己作为文官的职业生涯。此后几年间，曾国藩凭借着扎实的学识基础和卓越的工作表现，职位不断攀升：从四川乡试正考官到翰林院侍讲、文渊阁校理，再到侍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直至左庶子、侍讲学士等职务，每一步都显得稳扎稳打。

尤其是在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曾国藩更是连续获得了多项重要任命，包括参与会试工作、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及文渊阁直阁事等职。这些经历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行政管理经验，也为他在朝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道光二十七年的大考中获得二等评价之后，曾国藩被晋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这是对他过去数年来辛勤付出的认可，同时也预示着未来将承担更多责任。

接下来的几年里，曾国藩继续在多个部门间轮换任职，如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代理以及工部左侍郎等，逐步积累了广泛而深入的政府运作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快速晋升的过程中，曾国藩始终保持着谦逊谨慎的态度，对待每一项任务都极其认真负责，赢得了上下级官员的一致好评。回顾曾国藩在京师度过的十多年时光，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十年七迁”故事。

三、组建湘军

曾国藩组建湘军的过程，不仅是晚清军事变革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与权力格局的变化。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迅速席卷了中国南部多个省份。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农民起义，清政府虽然调动了大量的八旗军和绿营兵进行镇压，但这些传统军队由于长期缺乏训练、纪律涣散以及腐败严重等问题，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局势。

在这种背景下，咸丰帝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并鼓励地方官员组织团练以补充正规军力。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抓住了机会。早在咸丰元年，他就向皇帝提出了“用人”为先的观点，并推荐了几位有能力的人才，同时勇敢地指出了皇帝的一些过失。尽管这番言论起初让咸丰帝感到不悦，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并对这位直言敢谏的大臣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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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太平天国势力不断壮大，到了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去世而返回湖南老家守孝。然而，此时的他并没有完全脱离政务，而是利用自己在当地的人脉关系开始筹划建立一支新式的地方武装力量——湘军。这一决定得到了包括胡林翼、左宗棠在内的多位志同道合者支持，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致力于改革现状、维护国家稳定的团体。

为了筹集资金和招募士兵，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首先，他通过向乡绅募捐来获取必要的财政支持；其次，鉴于单纯依靠捐款难以满足需求，他还创造性地向朝廷申请了一批监生文凭及虚衔官职空白任命状，然后将其出售给愿意出资赞助湘军建设的社会人士。这种方法既解决了经费问题，又增强了人们对这支新兴部队的认可度和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曾国藩非常注重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在衡州设立了专门的训练基地，亲自参与武器装备的研发改进工作，确保每位士兵都能熟练掌握先进火器的操作技巧。此外，他还严格制定了军规条例，强调纪律严明的重要性，力求打造一支高效且忠诚可靠的队伍。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咸丰四年（1854年）时，曾国藩已经成功建立起了一支规模达到1。7万人、装备数百门西洋火炮的强大湘军。这支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超越了许多地方团练，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管理井然有序、士气高昂，很快就成为了对抗太平天国的重要力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组建过程中，曾国藩还特别注意避免与原有的绿营体系产生冲突，将训练营地设于湘潭而非省会长沙，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

四、鏖战湖赣

咸丰四年（1854年）2月，曾国藩领导下的湘军正式出征，以对抗太平天国的起义。在这次行动之前，他发表了着名的《讨粤匪檄》，这篇檄文不仅从道德和文化的角度批判了太平天国运动，还呼吁所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共同起来保卫传统的儒家文化和伦理秩序。通过这样的动员，曾国藩成功地激发了士绅阶层的积极性，为湘军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随着檄文的发布，曾国藩迅速组织起了一支由水陆两部分组成的军队。水师由褚汝航统帅，陆军则由塔齐布担任先锋。这支包括240艘战船、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然而，初战并不顺利。3月份在岳州遭遇失败后，4月又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这次惨败让曾国藩深受打击，甚至一度企图投水自尽，幸亏被其幕僚章寿麟及时救起。由于连续失利，曾国藩受到了朝廷的严厉斥责，并被暂时革职。

尽管如此，曾国藩并没有放弃。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副手塔齐布与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却取得了重要胜利，攻克了湘潭。这一转机重新点燃了湘军的斗志。经过短暂休整后，曾国藩再次集结部队，并于同年7月收复岳州，击毙太平军将领曾天养。随后，湘军继续推进，占领了城陵矶，并进一步向武昌、汉阳进军。到10月中旬，武昌和汉阳相继落入湘军之手，曾国藩因此受到嘉奖，获封二品顶戴并兼任湖北巡抚，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兵部侍郎的官衔。年底时，他又率军攻占田家镇，歼灭大量敌军，摧毁数千艘战船，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进入咸丰五年（1855年），局势再度变得复杂起来。2月12日夜，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对驻扎在湖口的湘军水营发动猛烈攻击，导致湘军损失惨重，超过百艘战船被焚毁。曾国藩本人险些丧命，但幸运地逃脱。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曾国藩几近崩溃，甚至有轻生念头，幸好得到罗泽南、刘蓉等人的劝阻才打消了这个想法。为了稳定局面，曾国藩紧急派遣李孟群、彭玉麟、胡林翼等人前往支援武昌，同时自己亲赴江西招募新兵并重建舰队。不幸的是，这期间塔齐布病逝，给湘军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但曾国藩迅速调整战略，亲自指挥剩余部队，并于8月成功收复湖口。9月，他被补授为兵部右侍郎，显示出朝廷对其能力的认可。

接下来的一年里，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重大变故——天京事变。这场内讧削弱了太平军的实力，间接帮助了清军。特别是对于坐困南昌的曾国藩来说，这意味着压力得到了缓解。与此同时，罗泽南也在战场上牺牲，但彭玉麟千里驰援南昌，极大地稳固了防线。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2月，曾国藩因父亲去世而返乡守孝，直至同年7月获得皇帝批准在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他还修建了“思云馆”作为纪念。

至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重返前线。5月19日，在李续宾和杨岳斌的带领下，湘军终于攻克九江，标志着南方战场上的一个转折点。随后，根据皇帝命令，曾国藩开始着手处理浙江及福建地区的军务问题。

五、攻占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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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1859年）11月，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四路进兵的战略计划，旨在通过多点突破来削弱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域。根据这一计划，曾国藩亲自指挥攻取安庆，同时派遣多隆阿、鲍超进攻桐城，胡林翼负责舒城，李续宜则向庐州发起攻势。这些行动不仅是为了占领关键城市，更重要的是要切断太平军的补给线，从而逐步孤立其核心地带——天京（今南京）。

进入咸丰十年（1860年），湘军在太湖地区取得了重要胜利，击败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陈玉成。然而，在同一时期，两江总督何桂清因害怕太平军而放弃了常州，并逃往上海，这导致苏州和常州相继落入太平军手中。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清廷迅速作出反应，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予他兵部尚书衔，要求他立即前往江苏主持大局。同年6月，曾国藩正式接任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江南地区的军务。7月，朝廷进一步授权曾国藩负责皖南地区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他的权力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随着权力的增加，曾国藩开始着手调整战略部署，准备对太平天国发动最后的攻势。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5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湘军终于攻克了安庆这座重镇，这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9月25日，曾国藩将指挥部迁至安庆，以此作为进一步进军的基础。为了表彰他在战场上的贡献，同年12月20日，朝廷授予曾国藩太子太保衔，并命令他督办苏、皖、浙、赣四省的军务，所有巡抚、提督及以下官员均需听从其指挥。同月，曾国藩还在安庆创办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官办军事工业机构，对于提高军队装备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年底，曾国藩明确了接下来的战略方向：由弟弟曾国荃率领主力部队直接围攻金陵（即天京），左宗棠负责浙江战事，而李鸿章则专注于收复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这样的布局旨在形成对太平天国首都的有效包围圈，并最终实现对其彻底消灭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