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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第3页）

对尚阳堡上上下下的官吏来说，这种事是绝不能犯错的。起先是没有圣旨让放人，他们就不放人。现在是有圣旨让返回，那么就应该立即打发他们走。

试想，落在这样一班善于揣测上意的官吏手里，又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这些官吏只会严格执行，甚至加重执行条款。尚阳堡的流放犯，当然要「与披甲人为奴」，而绝不会有赎免的机会。

有人不知道当奴隶有啥坏处，这是由于他们把当奴隶等同于当服务员，没有意识到奴隶时时刻刻都是要受虐的。

奴隶是贱人，这一点明确写在法律中。

之所以为「贱」，同样是打架，奴隶打凡人，罪加一等，凡人打奴隶，罪责就很轻。奴隶骂主子，等同于致人重伤。奴隶打主子的晚辈，罪加二等。打主子本人，直接死刑。杀死主子的，凌迟处死。而主子打奴隶，则不受法律制裁。当然，按法律，主子是有罪的，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打死不论。

因此，不是奴隶不敢反抗，是法律规定不让他们反抗。一旦稍有反抗，迎接奴隶的，就是法律的制裁。

有个叫康玉的汉人奴隶，在康熙三十年（1691）初夏的夜里，杀死了主子正红旗披甲人阿纳代的妻子忽忽里和他的儿子。平时的时候，这一家人对康玉不是打就是骂。在他们眼里，这个汉子还不如一头畜生，就不给他饭吃。那天，康玉很累，干不动了，阿纳代却还强迫他劳作。

这样的生活，让康玉觉得生不如死，想自杀。想到既然都要死了，不如干一票大的。于是，趁着主子去庄园看地的时候，提刀砍死了女主和少爷。

这是不想活了的奴才干出的惊天大案，结果自然是凌迟处死。

尚阳堡的罪人们，过的就是这样挨打挨骂、不能休息的生活，可能也和康玉一样，累死累活干上半天，连口饭都不给吃。

10人5死5逃，就是对尚阳堡流放生活的最好注脚。

在这种地方当囚犯，活下来的最大希望就是逃亡。因此，在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东北的流放地出现了严重的逃亡潮，几乎有一半的犯人选择逃跑。

有人说，古代过关，都得有通行证，所以逃跑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解。

所谓的通行证，其实就是明代的路引，清代的凭证。但是，路引、凭证这东西，还真不一定非要有，有时候各处大门的门卫也懒得去查。

硬要对比，它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小区通行证，本小区的人持有该通行证，非本小区的人，要有证明，没有事由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出入小区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只有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进门才需要这东西。

清朝初年，地方上沿袭了明中期以来的松散习惯（高压态势没法持续太久），尤其是城市，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查凭证，在偏远地方更是如此，这才导致屡有逃犯轻松渡过关口的事情发生。

流放犯们逃跑的目的地通常有三种，第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原籍，这是清初的犯人常有的选择。

后来清政府做了一系列改进，要求关口严查，还让流放地将军一旦发现有人逃跑，就立即通知罪犯原籍，拿获逃亡罪犯有赏，从而堵上了这个漏洞，使得罪人轻易不敢回家。

第二是人员成分很复杂的地方，比方说招收流民的军队，流动人口很多的州县，成功率很是不低。

雍正年间，一个叫王树丹的汉人在东北给披甲人当了四年奴隶，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逃跑。又不敢回家，跑到广东当起了神棍，给人看相为生。后来十分想家，想到自己父亲那么大年纪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死了没有。于是偷偷回家探望，结果被人认出并抓获。到夜里，又成功逃脱，这回跑到了杭州，依旧给人相面为生。过了几年，又被人认出来，在绍兴府被抓。

第三是蒙古。蒙古地广人稀，经常有经商的马队、丹门沁（货郎），还有成群结队割草的汉人过往。蒙古人好客，留宿外人通常也没人知道，犯人的住宿不成问题，而生活上，稍微低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能混过去。

抗粮案的罪犯，选择逃跑的有30多个，不管中途跑到了哪里，最终几乎全都跑回了老家。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一路上都没受到任何像样的阻碍，以至于平平安安地从关外溜进了关内，从黑龙江溜到辽东，过海到山东，又从山东溜到江苏，过江，返回了浙江原籍。

原籍那边的人，似乎不想惹出更大的麻烦，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县里的官员也不过问。就这样过了几年，混到了大赦，逃出来的人们，便开始光明正大组织吃席了。

就这样，流放61人，短时间内死亡17人，逃亡33人，下落不明1人。最终只剩下10个人，在康熙年间被赦，得以以平民的身份回归故里。

而我依然要说，流放之恐怖，不仅仅在于外部环境，还在于世道人心。

这10个人中，成功活下来的，有一个叫蔡础的文人，最后成了半个精神病。

蔡础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我可以做证，他在这件事上真的没犯任何错。

抗粮案的起因是，一对书生兄弟补交了多年前的税，税差却把钱私吞，官府让他们再交一次，他们不愿意，被捉到府衙打，一个重伤，一个被打死。引发了浙江台州书生们的集体抗议，蔡础的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抗议，他本来就没参与，结果学生署名带上了他，他被卷到案中，几经辩白，依然被送到离尚阳堡很近的开原服役，当了多年的苦力，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抗粮案从头到尾，事事都透着荒唐，最荒唐的就是清廷不管那么多，找了个抗粮抗税的借口，整死了那么多的人，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蔡础服完役回到老家后，神经兮兮地把自己的笔、墨、纸、砚都埋了，绝口不提任何想法。碰见人的时候，别人都奇怪，问怎么你看人的眼神如此凶狠，跟谁有仇似的？又为何总是对着空气和自己的影子喃喃自语？

蔡础听了，只是摆手说：「不知道。」

回乡的蔡础，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和人谈笑，不再是德高望重的鸿儒，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曾开馆收徒，备受人们敬佩的诗人、学者，如今却成了毫无灵魂可言的行尸走肉，想想真是可笑。

7年的流放生涯没有杀死他，却又真真切切地杀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