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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取下围在颈上的黑绸巾,用来遮住债主的眼睛,在她脑后齐肩的头发上系了个结。她脸颊上的皱纹在黑绸巾里若隐若现、轻轻颤动,她的双手无助地伸向我。
在屋顶玻璃房间的里面,债主坐在沙发形的竹椅上,我在她面前蹲下,把她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然后我拉开她胸前的拉链:已经毁损的青春,颈上肉感的圆纹,耳旁和唇上的痣,松弛的嘴唇不再鲜艳,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使我心动。我多么厌恨和腻味女人特意延长的青春期必然有的脆弱、偏激、滥情、毫无决断和抑止力等毛病,我一向对年龄较大的女人藏有不可名状的欲望,终于被她引发了,其实债主年长于我仅仅十岁。
成熟的美不可多得,历经沧桑的沉着和智慧,使它别具风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女人一听见“四十”“五十”就直打哆嗦。
我拿起这么一只经历了岁月的手,贴在脸颊。我的微笑兼着轻声哭泣,喃喃低语;她的眼睛里布满神秘的通道、神秘的梯子。我随自己走进去,爬上梯子;一段起伏与另一段起伏缠在一起,盘绕我的心是一系列近乎抽象的形象:那越出酒面的游泳,那一次比一次长久的抛起,各个部位打出的节奏,敲击在最敏感的点上。修长的手指,光滑如玉的脚趾,呵,舒软甜润的舌头——我生平最偏爱的器官,犹如一只只小小的白鼠,穿进穿出身体。“像小时第一次看见一个人撕碎又粘合另一个人时一样,”债主喃喃地说,“我感到全身在水中。”
我惊叫,我的小白鼠啊,一直飘驰在血液起伏的波浪上,不需要找到岸,只要在浪尖顶端!
第五节
连着三个月,虹口地区的居民每天拥挤着看几十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过,车里都是死刑犯,当然还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卡车向靶场驶去,那是开花落地的好地方。自19世纪末期起,那儿就是一个极奇怪的热闹中心场所,每次枪杀或斩决犯人,事前就已围得人山人海。
20世纪某个年代,有一次,几辆卡车快到靶场的拐角,中间一辆卡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死刑犯忽然与卫兵厮打,抢夺了卫兵的枪,前后卡车的卫兵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卫兵们赶快把枪口对里,怕自己车里的死刑犯也动手。
压队的军官带着队伍奔上来,一路狂喊“跳!跳!”
被缠住的军人放弃武器跳下,冲锋枪、机关枪的射击声像节日的爆竹。大约十分钟之后,庆祝仪式才告一段落。硝烟渐渐散去,弹痕累累的卡车上堆满形体不全的血肉。清点尸体才发现有三个倒霉的年轻士兵,没来得及放开枪跳下车,他们身上的枪洞最多,两边都朝他打,正反都打烂了。血从车上狂涌下来,染红整整一条街面。
血腥气像当年一样顽强地停留在街道上空,浓缩在苹果、梨子、樱桃里,浸入玫瑰和十里香中。终于,人们忍受不了某种暗示或需要,他们过节似的奔出家,从一条里弄串到另一条里弄,来到大街上,他们已像圆白菜一样团结。
这是一个集体的狂欢,这个城市需要刺激就像需要雪里蕻咸菜和臭豆腐乳。在太阳升起和落下之时,他们喜欢聚集在甜爱路和四川北路,有时在苏州河四川桥屯集,交头接耳,传播通过各种来路不明的最新消息,趁机菲薄别人的妻子或女友,勇敢点的人用手用胳膊,有意无意顶顶碰碰良家和非良家妇女的局部,或者像献宝似的猛地从身上掏出玩意儿,吓唬放学回家的少女。或者干脆更下作,扎堆儿商量如何写匿名信。
这些一向循规蹈矩的市民们,已经变成每日要靠犯规来刺激的球员,他们以栽害他人为乐,以逼人发疯为骄傲。少数人趣味高雅,从比较睡过的异性生理心理发展出新学科“比较私通学”。自然由此出现了报仇的需要,于是帮会与各种互助组织或同道协会应运而生。
三五成群的人们,脸上神情可笑又极其认真地议论着蒜皮类的大事。这个城市看来是出了毛病。类似半个世纪前发生的那些场面,已经注定这城市总有一天神志不正常,未见诸史书的腥味,把这城市的光荣历程染得可疑。而现在,罪恶正在使这城市血压增高。
我忽然明白了多年前我那真假莫辨的遭遇,也与这城市有关。
我有意丢开同伙,避开人群,一个人走在阴森森的街上。天上下起毛毛雨,一会儿停,一会儿下。走了很久才意识到头发、脸、衣服湿了,我的脚试图绕开路上发黑的斑迹,可是没用,脏物不断粘连着我的鞋,而且又开始呈现鲜红的颜色。一个弄堂连着一个弄堂,我看不到撑着伞的人,家鸡野猫,甚至乌鸦也提前撤离。
树木和房屋都歪斜着,等待一场巨风骤起。
第六节
为什么他们不关上房门?光滑照人的地板映出我哆嗦的身影,移向他们向我招手的地方——床。
我拼命跑,跑在广场上,混在陌生人中间,我开始哭泣。
“我养女儿就是为了我喜欢,我养儿子就是为你妈高兴。”他捧着我的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她在阳台上捣碎红辣椒,或许是由于辣椒的刺激,她的脸红润,但那声音的细柔却是她自己的。红辣椒已捣成粉末,她不进客厅,那仅仅因弯着腰而需要抬头的一双眼睛,含而不露地朝玻璃窗里扫了一下,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但就是那双盯在我身上的眼睛,仿佛又在看着我,折射出西南边陲那座我想忘掉却永远忘不掉的城市夜空幽蓝的光。
他的身体离我只有一尺之遥,他似乎是在犹豫,并惊异我眼里突然闪出的那股渴望之火,怎么会即刻熄灭?我脸上沁出了汗珠。
他退后了一步。
我企望他就这样退,一直退出我的视线。
究竟谁是我最早的老师,教会了不是我当时那个年龄应懂得的一切知识和游戏,并让我一直在恐惧中成长?究竟谁是我的第一个男人?我和古恒做爱时,古恒无休无止地谈论这些问题,由于伤口的创痛,我缄默不语。古恒伴随着折磨心理的追问,不仅给他自己狂热的想象增添燃料,而且导致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些问题,认同了提这些问题的人对我的欲望。
怎么会想不起来?古恒先试探,然后真正愤怒地责问,认为我故意不说。古恒那张混杂邪恶与天真的脸,此刻瞧起来真的心里难受,像有人抄袭了他更隐蔽地抄来的诗句。
我是真的记不起来,一切朦朦胧胧,一切不该发生而发生的事,一切该发生而没发生的事。他是我父亲,而她是我母亲。应该是,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呢?我披上衣服,坐在离农田不远的房子里,我真的愿意这么丧失记忆,永久丧失。
鹰头笑嘻嘻地说,你该不是在这儿等我的吧?
哦,真是巧事!我答道。我知道单独面对这种帮主人物是危险的。
鹰头下身穿了条紧绷着屁股的牛仔裤,上身白灯笼衣,脚蹬长及膝盖的浅棕色皮靴。“我们真该携手并进,你瞧,血水都溅到咱们楚楚衣冠上了。”他第一次用如此文雅的言辞,与以往不一样。
我笑了。当我揭下帽子时,他建议我和他何不进这空无一人的路边酒吧间里喝一杯?我点了点头。
十来个鹰,他的随从,即刻变成侍者,为我们放上音乐,端来进口的德国黑啤酒。
“我讨厌这音乐,”我喝了一口冰冻的黑啤,放下杯子,开始了我与鹰头的谈判。
狂躁的近乎语录歌的曲子换成柔美的歌剧,像是我曾经喜欢的谭盾的名曲《一向落索》。鹰说,“这不错了吧?!”
“是的,我们都进入了舞台。”我在这鲜花枯槁但桌布洁净的酒吧里,在小提琴和大提琴、双簧管不停催促下,没有断然阻止鹰靠近我。交流是必要的,许多事都在交流中得到解决和进行。我的声音铿锵有力,婉谢着温暖巢穴外的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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