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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爽其分,则一毫以乖;事审其分,则殊途同归。
计岁者非一时而可用,致理者非一日而成功,但立法于制事之初,望化于经年之外,使损益鉴于兴替,寒暑渐于春秋,何忧不均理于羲轩,同光于尧舜?”
相传尧舜时在交通要道竖立木牌,让臣民在其上写谏言,此木牌称为谤木,又称诽谤木或华表木。
姜公辅希望德宗效法尧舜禹汤,行正道,纳正言,近善人,远奸佞,如此方可使君民同心,上下一德,从而达到国大治、民大安的目的。
二是认为戎狄轻而寡信,贪得无厌,对之难以礼义和,恩泽抚;主张充实国力,加强国防,发展经济,广揽人才。只要国家强大,则不必以边患为虑。姜公辅在这里是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立场、观点出发,提出对待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方针,暴露了儒家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左传·闵公元年》载管敬仲言于齐侯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左传·襄公四年》载晋侯的话说:“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
这此言论,代表了儒家的一贯看法。
姜公辅受“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影响,所以也宣场起“戎狄轻而寡信,贪而无亲”来了,不足为怪。
他主张发展生产,加强国防,并提出了类似屯兵、屯田的具体措施,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三是提倡礼义,实行富民政策,利用厚生,与民休息,广庶类,勤农桑,崇教化,重贤才。
“夫奸邪生于豪杰,廉耻生于礼义。礼义立,孰有不耻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义趋利者乎?臣以为遂其富利之业,申其仁义之利,则外户不扃矣。”
儒家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进行礼乐教化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富而后教,才易于使人向善,遵礼守法,收以良好的效果。
孔子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显然,姜公辅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都主张先富后教。
四是赞扬德宗厚德载物,恩泽被及草木禽兽,诚为德政。
例如,“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薮泽”,就是指德宗罢贡献,放舞象,出鹰犬等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而且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的环境伦理学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姜公辅又引《诗经·大雅》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希望德宗慎终如始,贯彻到底。
言辞虽然委婉,意思却很明确,颂扬之中,隐含警告。
可惜德宗并没有认真听取姜公辅的规谏,有始无终,竟把国家政局搞得一塌糊涂。
姜公辅的警告,果不幸而言中!
从思想行事来看,姜公辅属于儒家学派是无可置疑的。
但他和当时安南大多数文人学者一样,信奉三教同源之说,对佛教和道教都有好感,并不采取排斥态度。
《新唐书·姜公辅列传》记载:“陆贽为相,公辅数求官。贽密谓曰:‘窦丞相尝言,为公拟官屡矣,上辄不悦。’公辅惧,请为道士。”
安南文人学者一般认为,进可以儒术应世,退可以道术养身,儒道两家是相通的,各有各的长处和适用范围。
看来姜公辅也信奉并且实行这样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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