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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第3页）

家族

第一阶段，自广德元年（763年）至长庆元年（821年）的59年间，是河朔藩镇割据的第一个阶段，幽州镇刘怦—刘济—刘总三代统治时间长达36年，占这一时间段的61%；成德镇王武俊—王士真—王承宗、王承元统治时间长达38年，约占这一时间段的64%以上。而魏博镇田承嗣—田悦、田绪—田季安—田怀谏统治时间也长达约49年，约占这一时间段的83%。

第二阶段，从长庆二年（822年）直到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前后，这90多年间，幽州镇的节度使之位转移频繁，先后更替了11个家族。张允伸父子主政幽州的时间最长，但也只占到了四分之一弱。魏博镇共有六个家族先后执掌节钺，何氏家族统治时间最长，但也还占不到一半。登上节度使之位的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慨叹“至于命帅临戍，非贤则德。或失其统驭，则祸必起于萧墙”“衰荣无常”（《韩国昌神道碑》），“上下不失，然后能久于其任”（《何弘敬墓志》）。河朔三镇中唯有成德镇的节度使之位一直在王廷凑的子孙中传承，但他们把“勉总军务，礼藩邻，奉朝廷”总结为使“家业不坠”的法宝：具备高超的军事本领、能够控御藩镇内部复杂而严峻的各种形势、得到军人认可以及灵活地处理好与中央和邻镇的关系——这是河朔藩镇的节度使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事件影响

藩镇既削弱了唐朝中央，又维护了唐朝的存在。既有藩镇作乱，也有藩镇为唐朝平乱。藩镇对内防遏、平定叛乱，对外打击外敌。大部分藩镇非常注重训练强大的军队，藩镇使得大部分唐军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藩镇促进了地方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藩镇之所以重视商业活动，最主要的是主观上出于对经济的需要。在安史之乱后不久，藩镇在主观上想通过商业活动来恢复社会经济，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藩镇财政费用的主要部分花到了治兵缮甲、豢养一支庞大的精兵上，单单靠征收地税往往会捉襟见肘，而商税却可以弥补费用上的不足。对于河北道的藩镇，由于军事割据的存在，河北道丰富的物产只有靠商人贩运各地，而河北道的粮食、牲口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靠商人从四周地区贩入。因此，藩镇对本地区发展商业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河北道的藩镇割据地区，在唐代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藩镇占据该地“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天宝十四载（755年），颜杲卿上书说：“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河北地区的经济如此繁荣，决定了它在唐帝国中的特殊经济地位和作用：“天宝以来，东北隅节度位冠诸侯，案数年钟鼓，兼本道连帅，以河贡篚征税，半乎九州。”河北地区如此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唐代全国商业的繁盛，为藩镇提供了发展商业的氛围；商人地位的提高，使得商人经营的兴趣更加浓厚，也有可能与藩镇势力存在种种经济、政治的勾结；加上藩镇主观上需求商业利润，客观上河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原有的发展水平较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各藩镇就普遍比较重视商业经营活动。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起到了促进商业繁荣和发展的作用。

官员

大量事实表明，即使在割据的河朔藩镇，唐朝的政策法令亦有施行。比如，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官吏员额的增减，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甚至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

进士科也是河朔型藩镇文人的仕途。幽州人王仲堪大历七年举进士及第。卢龙节度使刘怦的儿子刘济“游学京师，第进士”。魏州人公乘亿“以辞赋著名”，垂三十举而及第。淄青郓州人高沐贞元中应举进士科。《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详载诸道州府解送应试士人员额，魏博、幽州等处的员额是“进士不得过十一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

税法

河朔型藩镇在法令上仍实行两税法。建中元年（780年），黜陟使洪经纶在河北推行两税法期间，还曾在洺州树立碑铭，在幽州表彰风化，在魏博裁减官卒。贞元八年（792年），朝廷派秘书少监常咸往恒、冀、德、棣、深、赵等州，中书舍人奚陟往申、光、蔡等州宣慰赈给诸州遭水灾百姓，敕令其赈给与赐物“并以所在官中两税物、地税米充给”。贞元八年七月（802年）敕又云：“蔡、申、光三州言：春大水，夏大旱。诏其当道两税除当军将士春冬衣赐及支用外，各供上都钱物已征及在百姓腹内，量放三年”。这些材料都是河朔型藩镇亦按两税法征税的有力证据。唐朝中央在各镇设有监军院，各镇在长安亦置进奏院。诸镇藩帅的拥立，毫无例外地都要得到监军使认可，并由他们奏报中央批准。监军院与进奏院不仅构成了中央与骄藩联系的桥梁，而且也成为唐廷在割据地区施行统治和骄藩在政治上奉事朝廷的象征。河朔诸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统治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政权。河朔型藩镇具有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特点，不能把它们的割据绝对化。

状态

河朔型以外的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都是非割据性藩镇。其中只有泽潞刘稹、夏州杨惠琳、西川刘辟、浙西李錡曾有短暂叛乱。而且这些叛乱很快都被唐朝平定、攻灭。

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而河朔割据又集中在三镇。此外绝大多数藩镇，其节度使的调任和派遣基本上由中央决定，不是割据性藩镇。

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深刻影响着整个藩镇形势的发展。具体说就是，东南型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型（西北）从武力上奠定了关中，中原型从军事上镇遏叛镇。

商业

藩镇势力积极从事经商活动，并制定了些保护商业经营的政策。

安禄山、史思明在未从军以前从事的职业就是为商业经营服务的互市牙郎。及至安禄山为节度使时，“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积聚了大量财富。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也通过经商来积聚财富，而且这类活动更变本加厉。代宗大历十四年十月（779年）颁敕，严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

由于藩镇看到了商业利润对其割据的重要意义，因而对商贾及商业活动注意笼络和利用。有的藩镇下命令保护通商，如李师古“贪诸土货，下令恤商”，其原因在于“郓与淮海竞，出入天下珍宝，日月不绝”。保护商业的政策，引来了大量商人，其直接受益者是其弟弟李师道。其时因为“军用屈”，所以“率贾人钱为助”。要是原来不实行保护通商的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资助”了。

进奏院本是藩镇和中央之间联络的桥梁和中转站，但各道也利用进奏院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武宗会昌四年二月（844年），御史台的一份奏文中谈到了进奏院经商的事情：“诸道进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进，兼并货殖，颇是幸门，因缘交通。”此外，自唐德宗时期出现了钱重物轻的局面，铜钱十分紧张。河北地区本来就缺少铜矿资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北地区的铜钱流通问题更大。这时的进奏院就为本道吸收现钱起了重要的作用。唐代“飞钱”或称“便换”这种汇钱方法，其中就有进奏院积极活动的影子：“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80]相当一部分京城大商业使用了藩镇的信汇系统，而进奏院恰恰是吸纳了大量的现钱，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史称：“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

农业、工商业

自唐朝建立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唐朝前期，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带动下，商业也有了重大发展。除了长安、洛阳二都商业较发达外，还出现了许多地区性的商业都市。像处于大江南北水陆交通枢纽的扬州，“俗好商贾，不事农桑”，盛行经商风气。益州“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成为唐朝西南的天府宝地。再如鄂州、润州、苏州、洪州、越州、杭州、广州、明州、泉州等，都是商业极其活跃的地方都市。由于这些大城市商业经营的带动，周围的农村地区也卷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大量种植茶叶、甘蔗、水果、花卉、蔬菜等经济收益较高的农作物。农民并不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而是将之运向市场。在农村的交通便利处，也就出现了一些定期或长期的草市、墟市等农贸集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商品经济的活跃。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唐代经济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和现象。如随着商品交易量的扩大，从业人数大大增多，货币发行量远远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便出现了实虚估和飞钱的方法。这些方法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如，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们需要有人为之提供信息，联系客户。这样，在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商品交换的中间人——牙人。牙人的活动十分频繁和活跃：按其行业，有口马、庄宅、丝绢、互市等牙人；按其活动形式，有仅提供商品信息的，有代理整个交换的。有唐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开始有所改变。特别是武则天、唐玄宗以后，商人在服饰、丧葬、车乘等方面已能与庶民百姓平等，不再是特殊的“贱类”、“下人”。唐中期以后，商人已具备多渠道入仕做官的资格，部分商贾已任节度使、刺史等职，至于任中下级官吏的，则更多了。特别具有意义的是，以前政府明文规定的“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禁令被取消，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和进入学校，甚至进入两馆、太学学习。韩愈曾描绘这种情况：“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商人在经济上有了发展之后，势必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要求，会通过入军、巴结藩镇势力并与之结合，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维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

事件评价

尹源：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王谠：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其初跋扈陆梁者，必得藩镇而后可以戡定其祸乱，而其后戡定祸乱者，亦足以称祸而致乱。故其所以去唐之乱者，藩镇也；而所以致唐之乱者，亦藩镇也。

宋朝主战派大臣李纲指出藩镇在对外作战、对内平乱方面发挥了正面作用。李纲：皆赖方镇相与掎角以定其乱，则方镇之兵不得谓无功于唐。

宋朝主和派大臣秦桧：使异日士卒精练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肃、代之臣，大金之于中国能必其胜哉。

张国刚：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极个别藩镇割据，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