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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 上（第2页）

唐亡后，北方相继经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统治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区。而淮水以南至岭南的南方地区，先后为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清源、武平等割据政权所分据。北汉则割据以太原为核心的地区。诸国合计而成所谓的“十国”。

五代疆土则以后梁最小，后唐最大。而十国的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政治

中央官制

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大体沿用唐朝制度，但是各朝变化很多，官职时常废置不用，其制度比较混乱。朝廷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由于五代十国战乱不断，枢密院的权力往往比三省来得大，所以时常以宰相兼领枢密使。五代十国以“使”名官者很多，据《五代会要》记载有崇政院使、宣徽院使、飞龙使、翰林使、五坊使等等三十种之多。十国诸国中虽然有臣服于五代各朝，在制度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家，政治架构等同五代。由于五代十国大多是从节度使起家，对支持他们的幕僚往往担任新朝廷的职位，而前朝遗老则给予三师、三公或台省官等虚职。而将士有功时，为了笼络他们，也以官爵名号为赏赐。这些状况成为后来宋朝冗官的源头。

枢密使

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唐亡前夕，朱全忠诛戮宦官，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初，曾改为崇政院使，后唐恢复旧名。以后，除后晋曾短期废置外，历朝相沿设置。枢密使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又大多为武将，皇帝经常与其商议军国大事，有时由枢密院直接下令任免藩镇。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居宰相之位，但枢密使的权势凌驾于宰相之上（宰相有时也兼任枢密使）。由于战事频繁，因此，军事机要成为枢密院的主要职司。宋代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就在五代开端。当时，其他政权大抵也都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三司使

唐昭宗在位时，开始出现三司使的官名。后唐曾设置租庸使，管辖三司，又曾命大臣一人判三司事，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的专职，掌管中央财务。地方财政也听从三司指挥。以后历朝相承不废。

法律

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显德四年（957年），周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代律令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军事

军制

五代各朝时常扩充禁军，军事官制也繁多易变。梁太祖最亲近的军队是“厅子都”，此军装备精良，凶悍异常，前晋军十分畏惧。后梁立国后扩编宣武军为禁军，取禁军的精锐，设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在首都设左右龙虎军、左右羽林军、左右神武军、左右龙骧军，均以亲王为军使，后来名称时有变动。后唐禁军的前身是河东军，李克用以众多养子为骨干建立“义儿军”，是其最精锐的军队。征战的主力部队是后梁乾化五年（915年）收编的魏博“银枪效节军”，在灭梁时发挥重大作用。建国后在首都设立严卫左右军、捧圣左右军等。在唐明宗时成立侍卫亲军为禁军，以其邺都起事的兵士为骨干，又称随驾军。其中石敬瑭还担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都卫副使。后晋又在首都设护圣左右军，其本部军源自石敬瑭在河东起事的军队，其部属刘知远还担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汉军制沿袭后晋，没有很大的改变。后周在首都设龙捷左右军、虎捷左右军。周世宗时改革军事制度，实施练选制度，精简侍卫司，补充强健之士，设有殿前都指挥使、水陆都部署、殿前都点检等高级军官，扩建“殿前诸班”禁军。其次是严明军纪，命兵部尚书张昭远制定新的军法。最后是限制藩镇权力，例如禁止造军器、干预民政等。

兵役

由于战争频繁，兵役负担沉重。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梁太祖攻打青州王师范时，甚至把征发来堆积攻城土山的民丁、牛驴一起掩埋在土山中。刘仁恭在幽燕征发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自备军粮从军，共得二十万人。北汉规定十七岁以上的男子皆入兵籍为兵。南唐曾强令老弱以外的人全部从军。吴越钱俶“尽括国中丁民”为兵。湖南马希萼调发朗州全部丁壮为乡兵。闽国后期发民为兵，力役无节。除了兵役，还有各种名目的土木修建劳役。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日役万人”。荆南修理江陵外郭，驱兵民万余人从役。闽主建筑寺观宫殿，“百役繁兴”。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

经济

人口

关于五代时期北方户数的记载，《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户籍》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总计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这不包括淮南郡县。而《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代周建宋所得后周户数则仅为96万多，有学者论证这个数字只是著籍部分，不包括兵户、营田户、贱户、僧道和出逃隐漏者。以《册府元龟》的230万户计，若户均5人，则有人口1154万。倘若再加上北方其他各种成分和各个民族人口，实际数字要比这大得多。南北方各自地区的户数，在极不完备的记述下，大致数据在230万上下。

总的来说，五代十国末期，全国总户数在官方控制数目内的有460多万。有的学者进一步统计，淮河、秦岭以北地区有户236万，南方实有252万，总计达488万户，南北比率各占全国总数的52％和48％。如果再加上各类隐户及兵户、营田户、僧道民众，当时人口大概不会少于550万户、3000万口。

唐朝后期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黄巢之乱的因素，使得北方战乱不堪，人口流移南方，田园荒芜。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时交迭频繁，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北方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持续大减。直至后周后期才逐渐恢复，但经济力始终不如南方。而南方则较为安定，持续吸收来自北方的流民，替南方带来大批的劳动力及先进的耕织技术，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晚唐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历经军阀混战的破坏，早已极度凋敝。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不断更迭，政治形势极不稳定，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都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社会生产基本上陷于停滞，只是在个别地区和较短时间里，曾有过一定程度的恢复。

此时，南方各个政权林立，摆脱北方经济负担，而且君王重视生产发展，发展出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蜀地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仓库饱满。江南两淮重农桑、茶叶、水利与商业贸易，其中吴越、闽国与南汉的贸易最为兴盛。湖广要靠卖茶和通商，运茶到黄河一带，交换衣料和战马以获利。这些区域彼此互通有无，并与华北、外国通商贸易，商业十分兴盛。所以，南方至此已完全代替北方成为全中国地区的经济中心。

农业

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因为长期的战乱、天灾而残破不堪，河北、河南、山东与关中一带都是战乱区。例如天福八年（943年）晋出帝时，春夏裏有早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再加上军事上人为的决黄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相对的，自汉魏六朝以来，比较平稳的江南、湖广与巴蜀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而十分兴盛，成为中原人民投奔的地方。在加上华南地区被细划分数国，各国为了提升经济力莫不细心经营，这使得十国的经济力远胜于重武力的五代。

虽然五代战乱不堪，但仍有不少君王提振经济。梁太祖称帝后重视农业，他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河南地区的生产。开平二年（908年）又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唐明宗执政期间，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使百姓得以喘息。到后周时，周太祖为了减轻农民压力，于广顺二年（952年）直接将兵屯的营田赐给佃户，以提升税收；并且废除梁太祖朱晃实行的“牛租”，使农民免除牛死租存的负担。到周世宗时，建立均田制，按实际占有田亩征税。这不同于隋唐前期的旧制，而是同两税法之后普遍实行税产是一致的。

唐末五代的韩鄂参考唐朝以前的农书如《齐民要术》等，撰写出农书《四时纂要》。书中采用了“月令”的形式，按月编排农民每月应作的事宜，其中以农业为主体。此外也记录许多当代的农业技术，其中还首次记载茶树、棉花、香菇和薯蓣等作物的栽培技术以及人工养蜂。唐朝的茶叶研究到五代时仍然盛行，其中前蜀毛文锡著有《茶谱》等。

由于五代时期的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再加上南方十国极力发展经济，一些沿海堤防或河道工程也积极建设。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同光二年（924年）后唐时修筑酸枣河堤，于隔年由符习成功修复。五代还使用“帚工”来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主要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最后在宋朝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

南方十国提倡经济发展，并且重视兴修水利，防水治害。例如吴越、南唐奖励农桑；闽及南汉促进海外贸易；前蜀和后蜀亦能发展农耕丝织，此均能令南方的经济得到发展。巴蜀地区在唐朝就十分富庶，有天府之国之誉称。经历战乱后，在前蜀王建与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的经营下，政治相对稳定。他们又注重兴修水利，广泛耕垦，在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使得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后蜀时期，“百姓富庶”、“斗米三钱”，米便宜到一斗三文钱。而两广地区也让不少人迁居，五十年来，南岭以南无事，使得南汉府库逐渐充实。

吴与南唐、吴越所在的两淮、江南与太湖地区在隋唐时期十分繁荣，是唐朝的粮食重镇。历经庞勋之变与黄巢之乱后也逐渐回复，当地朝廷支持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且修筑水道。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少者溉田数千顷，多者溉田万顷以上。吴越王钱镠在钱塘江修筑钱塘江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并且疏浚西湖、太湖和鉴湖等，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杭州一带成为江南富裕之城。而福建地区在唐朝后期经济力不强，王潮、王审知兄弟领有闽国后，他们劝民农桑，在连江县车湖周围筑堤，可溉田四万余顷。南唐和吴越的农民还修建了一种圩田，即围田。旱则开闸引水灌田，涝则关闸拒水，把低洼的涝地变成良好的耕田。而湖广之地，在东晋南朝以来也十分兴盛。马殷据湖南建国楚国后，不断提升湘中、湘西的粮食产量。在周行逢据有湖南时，人民“率务稼穑，四五年间，仓廪充实”。这些都使得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余粮区，到宋朝更有“苏常（或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南方除了粮食作物兴盛之外，在茶叶、丝绸与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十分兴盛，且进入专业化的地步。当时茶叶除了种于山区之外，也有建立于平地丘陵制之上。根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江南茶园时分发达。五代时，楚国马殷对于茶叶、植桑养蚕与棉花十分兴盛，带动楚国的商业与贸易发展。闽国发展经济产物茶叶，又奖励海上贸易，大举提升当地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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