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理学 下（第2页）

叶适主张“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强调“道”存在于事物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存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是气的表现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两不同”等关于事物统一的命题。认为“道”不能离开物，认识“道”就必须对各种事物进行详尽的考察。反对性理空谈。对理学家“无极”、“太极”等学说进行了批判。

备受打击

道学又称洛学、程学，被王安石荆公新学目为“旧党”，在长期党争中备受打击，程颐又曾入元祐党籍，即便是“或出闾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聚徒传授，也被禁绝。因此，北宋时期的道学，一直处于民间甚至地下状态，科举中自然不可能有它的位置。靖康之难宋朝南渡后宋朝整体文化内敛理学稍有起色逐渐被重视但随即备受秦桧的打压，“绍兴初，秦会之（桧）为亚相，引康侯（胡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俄为吕元直（颐浩）、朱藏一（胜非）所逐。朱、吕罢，赵元镇（鼎）相，彦明（尹淳）以布衣入侍讲，经生、学士多召用焉。元镇罢，张德远（浚）独相，陈司谏公辅上章力排程氏之学，以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论，镂榜下郡国切禁之，康侯疏言：“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程）颐，是入室而闭其户也。”其后，会之再得政，复尚金陵（王安石），而洛学废矣。”至韩侂胄时，理学几乎被连根拔起，理学书籍被废止。由于理学内核有宗教神圣性科举考官必须证明“非伪学”才能任职。“漕司前期取家状，必欲书‘委不是伪学’五字于后”，中行“独移文漕司，称‘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未委是与不是伪学，如以为伪，不愿考校。’士论壮之”。总之，经过庆元间的大清洗，理学家及其追随者都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荐举考校，皆为厉禁”，理学从科举考试中被全面清除，但其宗教性继续推动其往民间发展。嘉定元年（1208年）朱熹等理学家被平反，新学、蜀学、理学等开始互相争斗争夺正统。淳祐元年（1241年）北宋五子被推上神坛，38年后南宋亡国。由宋入元的袁桷在《送陈山长序》中说：“数十年来，朱文公之说行，祠宇东南，各以《四书》为标准，毫杪摘抉，于其不必疑者而疑之，口诵心臆，孩提之童皆大言以欺世。故其功用少而取效近，礼乐刑政之本，兴衰治乱之迹，茫然不能知。累累冠绶，碍于铨部，卒莫能以自见，良有以也。”科举、理学孕育出来的“累累官绶”，形同一群废物。而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一节中，认为贾似道专用道学之士，“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则宋季的理学不仅无用，在他看来，简直有亡国之罪。

理学发展

元代理学

元朝通过灭金、西夏、南宋，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元朝在实现大统一的过程中以及在实现大统一之后，都推行汉化政策，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封建化，而且注重吸收汉族儒学为主的思想文化。通过推行汉化政策，尊崇儒学，巩固了政权和大统一的局面，同时促进了儒学的承续和发展。元代，理学被尊崇、传播，并上升为官方学术地位，不仅是统治者政治上的考虑，还有赖于理学家的提倡与努力。这些人以儒家传统的“道”自任，并积极地以此去影响统治者，其中，赵复、许衡起的作用最大。

理学在宋朝的发展，到元朝时期正式被确立为官方思想领域上的统治地位[2]，被官方所大力的弘扬“君臣大义”的思想已经超越“华夷之辩”成为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被包括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大批的地主纠集的“义兵”兴起，也成为镇压红巾军的主力。不过元朝消耗汉族世侯对于汉族知识分子的排斥，也使这个群体很大程度游离于元朝中央政权之外，使元朝的统治根基脆弱，最后崩溃。

赵复，生卒年月不详。字仁甫，湖北德安人，学者称江汉先生。著作有《传道图》、《师友图》、《希贤录》、《伊洛发挥》等。赵复在元朝南下攻取德安时被俘，姚枢送其到燕京，后赵复在元朝建立的太极书院讲学，选取二程、朱熹等遗书八千余卷广为传播。在此之前，北方人虽知有朱子，但未能尽见其书，至此才得亲见其书，亲闻其论。为学主“简在心得”，鄙弃事功，认为“君子之学，至于王道而止”。

许衡（1209－1281），元明之际学者。字仲平，学者称鲁斋先生，今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著作有《小学大义》、《读易私言》、《鲁斋遗书》等。许衡继承了朱熹的思想，重视朱熹的《小学》，强调“进学之序”和“践履力行”。认为“天即理也”，但又说“心与天地一般”，心与理“一以贯之”，“宰万物，统万事”。主张“存养”，使“气服于理”，即“存天理”，“省案”，“反身而诚”，即“去人欲”。在治学方法上，强调“慎思”，又主张防于“人欲之萌”，即当“自知”。强调践履，提出“治生”论。许衡在元代理学中最突出的贡献，是主持了元初国学。由此不仅对程、朱理学的传播和朱陆合流起了重要作用，还使进了蒙汉文化交流、融合。此外，他的劝谏影响了元朝的统治者的治国之策，使儒学得以尊崇，儒士大夫得以重用。

元代名儒除赵复、许衡外，还有吴澄、刘因、郑玉、许谦，他们对元代理学的传播与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元代待儒生宗族乡绅阶层特别宽厚，对农民的土地兼并盛行，加上元代西征时期见过世面接触过西方各种文明与宗教，儒教被认定为宗教，儒生可以不用纳税。而朱元璋是要过饭的平民出身知道农民疾苦明朝又开始抑制土地兼并（明后期乡绅又开始大规模兼并农民土地）

明代心学

明朝初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9]。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的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阳明集大成。可以说，白沙心学、甘泉心学和阳明心学，构成有明一代心学。因湛若水与陈献章有师承关系，二人学说总体上有继承性与一致性，可合称为“陈湛心学”，而后来的阳明心学与陈湛心学关系十分密切。阳明心学并非单一地、直接地渊源于陆九渊心学，其直接的源头是“陈湛心学”。

陈献章创立了江门学派，建构了“为学当求诸心”的“心学法门”思想体系。白沙心学“虚明静一者为之主”表明“心”具有主体、主宰的意义。心的主体、主宰意义表现在心与身、心与事、心与理等的关系中。心与事合，心与理合，形成了心无内外、理无内外的内与外合一关系。心与理、心与事、心与形虽然是合一的，但心对于理、事、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具有核心价值。天地万事万物因心而存在，因心而具有价值。陈献章主张“静中养出端倪”，他看重“静”的工夫，因为“静”即不累于物，不溺于俗。“静”可以去扰，“静”能平心气，“静”中有思，“静”中有悟，“静”中能养出“端倪”。何谓端倪？“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这“端倪”能意会到，但还真不好说出来，它实际是对“道”的一种体验式的理解，这是一种直觉思维，也是一种道德实践的体验。

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提出“格物为体认天理”与“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创立了“甘泉学派”，终至自成理学的一大门派。他在继承陈献章心学宗旨的前提下，又作了重新诠释和改造：主张“动静一体”；在接受其师“自得”“以自然为宗”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体认于心，即心学也”“随处体认天理”等主张；倡导“合内外”之学等，主张贯通动静。特别是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岭南心学的适用面和来源。湛氏被视为岭南心学的传人，与其创发此说不无关系。与陈献章的“自得”说相比，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显得更为理性、平和：它淡化了陈氏“自得”说中宣扬直觉体悟和神秘体验的内容，为当时士人践行道德提供了可下手之处。所谓“随处”是指“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在他看来，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都应体会、实践心中的天理。

王守仁（1472－1529），明代哲学家，心学集大成者。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王阳明与湛若水相结识，交往甚密，二人通过书信交往，就“格物”与“随处体认天理”、“知行”关系、“致良知”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论辩与切磋。可以说，甘泉与阳明在客观上相互影响，甘泉对阳明的影响在先。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认为“心”与“理”合一，不可分离。认为“良知”乃人察知善恶的本能，世人因受各种物欲蒙蔽而隐没良知，故须下“致”的功夫，以摆脱私欲，回复原有的善良本性。王阳明不满于程朱外在穷理与明心中之知的割裂，融禅宗之心性为良知本体，借明心见性为致知之功，将本体与功夫收摄于良知之中。这一致思理路明显是借鉴禅宗而来。从方法论上来看，阳明心学与禅学极为相似，乃是因为心学与禅学所论的形上本体对象实质上是一个东西。非常具有禅的风格的阳明四句教中的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心体尤如佛家所说的非善非恶，常寂常应的佛性。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当与《坛经》有关，这是事实。主张“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并认为“真知”是在实行中得来，所谓“真知即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语知”，与朱熹“知先于行”的主张截然不同。

明末，王学开始衰微。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批判王学末流谈空说玄、引儒入禅的学风，欲用朱学救其弊，提倡治国救世的名实之学。明末两大儒中的黄道周推崇朱学，而刘宗周以“慎独”为宗，对王守仁思想进行改造和发展。

清代理学

清代理学，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曾说：“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宋、明学术易寻其脉络筋节，而清学之脉络筋节则难寻。清学之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又说：“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P361-362）论断精到。诚如钱氏所言，清代于顺治、康熙朝虽有一批理学名儒名臣，但多守成而少创获，实无可与明代发展陆九渊心学之王守仁相比肩，更不能与宋代理学开派者、集大成者的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相比拟。“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洵为有清一代理学的一个特点。

研究内容

本体论

本体论问题，即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理学家虽然有不同的回答，但都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佛学影响儒学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宋儒之学，虽然也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但它所依据的哲学基础，已经不是‘天人合一’，而是‘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来自佛学。[23]张载提出气本论哲学，认为太虚之气是万物的本原。二程建立“天即理”的理本论哲学，认为观念性的理是世界的本原。朱熹提出理为“本”，气为“具”的学说。佛学以“缘起论”为基础，天地同根与万物一体之“根”与“体”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本体，“性空”才是天地与万物的本质，其所得出的结论是服务于宗教解脱的目的，这无疑与儒家、道家的观念相去甚远。另一方面，这种思维方式是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启发了中国哲学的思维水平，这是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并促发了理学“万物一体”观念的最终形成。

心性论

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和心、性、情的关系问题。张载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心统性情的学说，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提出了心即天以及性无内外的命题，把心、性、天统一起来。程颐则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把性说成形而上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天人合一论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思辨性逻辑本体论的论证，至于天地之道与人之道如何贯通，没有严谨的体系论证。而佛学在这方面则有精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心性论具有庞大的思想体系，传入中国后又以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去谈佛性，但是佛教谈论“人性”、“心性”并没有放弃其原有的思维模式，即其固有的本体论方法，而是用本体论的方法来谈论“人性”、“心性”。佛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人性问题，如佛的本质、人有无佛性、能否成佛、成佛的依据等，从而也就使自己充分显示了理论优势。儒学则在理想人格及人性等问题上缺少本体论的支持。

就价值取向来说，儒家人性论关注现实的善恶是非，佛性论追求出世的涅槃解脱。就思想方法来说，儒家人性论使用的主要是一种心理体验和价值判断的方法，佛性论使用的是一种本体论的思想方法。佛性论居于本体论的理论高度，思辨精微，而儒家则不过人世间的一般经验之谈，显得粗浅，难与力敌。就政治作用来看，儒家人性论直接为封建政权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为政权行为寻找合理的途径。佛教是解脱道，它教人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人天胜果，而是超脱生死流转，出离三世轮回，成佛作菩萨，在终极目标上，它是超越封建伦常这些世间法的。儒家人性论立足于社会现实，具有人伦和政治等多方面的优势，而佛性论作为一种宗教学说，具有理论思辨和心灵慰藉等方面的长处。儒家人性论就是缺乏本体层面的理论论证，而不如佛性论那样对人的心灵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宋明理学把传统儒学人伦上升到本体论高度，并进而打通本体论与心性论教育论的内在关联。

认识论

认识论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认识方法问题。张载首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并提倡穷理尽性之学，成为理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学说；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系统方法；陆九渊强调“反观”；王守仁则提出“致良知”说，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五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的主要根据和讨论的问题都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紧密相关。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修养方法

传统儒学注重通过自家身心的修养，进而上达天道。理学家则是主张通过“善反本性”“变化气质”等方法，从而达到返归具有本体性格之本性。例如张载认为，每一个人都兼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至纯至善的，而“气质之性”则是有善有恶。圣人并非没有“气质之性”，其“气质之性”也不是全然是善的。凡夫也不是没有“天地之性”，他们具有的“天地之性”同样是至纯至善的。圣人和凡夫的区别仅在于圣人的“善反”，即善于发现、洞见进而返归此至纯至善的天地之本性，而凡夫则为“气质之性”所桎梏而不知反、不善反，故难于超凡脱俗。张载的反天地之性无疑是具有本体性格的本性。

理学家都把发现洞见到的本体，作为最根本的修行方法，这自然让人想起禅宗的“明心见性”。佛家认为，学佛学法的最终目的就是洞见此心的“本来面目”所谓见性，就是发现自心本具佛性，自性本是佛。由于理学家也把“明本”“反本”作为思想回归。在修行方法上走上了注重证悟的道路，因为对于本体的体会只能采取意会或证悟得方法。朱子有“豁然贯通”之说，陆子提倡“悟则可以立改”，王阳明说的更直接“本体工夫，一悟尽透”。

流派

理学流派纷纭复杂，北宋中期有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胡安国、胡宏、与张栻的湖湘学派。

南宋时有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

元朝时有吴澄、许衡、刘因、郝经、姚枢，廉希宪，张文谦，刘秉忠、赵汸、汪克宽、华幼武、吴海、戴良、李祁、张宪、梁寅、颜瑜等等。

明代则有陈献章的白沙心学、湛若水的甘泉心学、王守仁的阳明学等等。尽管这些学派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特点，但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主要有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陈献章、湛若水的“陈湛心学”；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