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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九（第2页）

南宋时期，宋蒙（元）战争一直持续不断，中央王朝面临如此强敌入侵，其财力、物力、人力等已渐趋匮乏。播州军民在杨氏祖先《家训十条》的熏陶下，对于维护国家安定统一，忠于君王的宗旨一直铭记于心。故而，播州杨氏统治者率领军队在南宋王朝的对外战争中积极作战，为防御战争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为南宋王朝减少了部分财政支出，例如，出资，贡战马等，都为保障南宋王朝的军事力量作出了贡献。

外交

金朝

宋高宗即位之初，面临着金朝军事进攻，政局不稳，如何处理与金朝的外交成为重中之重。高宗朝与金朝外交议和的过程十分复杂，南宋政权经历了不被金朝认可，到与金朝扶植的伪齐并立，再到与金朝第一次达成和议，内容包括称臣、岁贡、金朝向南宋归还河南、陕西地，最终以称臣、割地、岁贡等屈辱条件与金朝达成和议。

自建炎元年（1127年）高宗即位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议期间的南宋对金外交运作频频失策：一为承认宋卑金尊，主动放弃外交交涉，一味屈己求和、卑辞厚礼。二为在乞和外交无望的情境下，仍主动并数次遣使求和，大多数使节被派往与南宋国家不对等的金朝军前（而非金朝都城），致使宋朝使节被扣留，并客死他国。三为主战为虚、主和为实，宋高宗朝廷力主与金议和的主题，而并未坚持以主战抗金来恢复疆土，甚至打击主战派，错失了军事对抗扭转宋金关系的机会。四为主动放弃北宋疆土和爱国仁人志士，削弱了与金外交的筹码。

宋孝宗发动隆兴北伐失败后签订“隆兴和议”。其中，南宋不称臣而称侄，不用金帝册封为帝，虽然仍有屈辱成分，但这是南宋在外交上取得的初步胜利。随后，宋金两国又恢复了往同的和平局面。在政治上，双方聘使往来不断，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聘使可分为正使和泛使两种，在固定的节日或重大事件时派遣的使节称为正使；为了处理双方的某些问题而临时派遣的使节称为泛使。按照出使政治目的的不同，正使可分为：贺登宝位国信使、报谢使、贺尊号使、贺正旦国信使、贺生辰国信使、告哀使等等；泛使可分为：通问使、报问使、祈请使、问安使、计议使等等。

虽然和议后，南宋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仍然处于相对屈辱的地位，“绍兴和议”后形成的南宋皇帝起立、降榻、亲自接国书的礼节并未改变，这令宋孝宗十分不满，他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种不平等的状况。随后便多次派遣泛使到金国提出归还河南陵寝地、更变受书礼，但是金世宗多次拒绝。尽管如此，南宋的外交斗争仍然取得了一些效果，在淳熙四年（1177年）以后，南宋在国书中不但不再注明金与南宋之间的叔侄关系，而且，国书中称“大宋”，对于南宋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外交地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嘉定元年（1208年）和议后，南宋朝廷恢复与金朝的正常外交关系，双方互派使臣贺生辰、贺正旦等礼节性的交往不断。嘉定四年（1211年）后，由于蒙古攻金，道路阻隔，宋金使臣往往有不至之时，甚至给金方的岁币也不能如期送达。随着蒙古成为金的头号金军，金对宋不再讲究外交形式上的礼节往来，免宋朝贺。但对金有经济意义的岁币，金军并未自动放弃。

蒙古的崛起后，当时在朝廷上流行两种主流观点。一些人认为用岁币结交蒙古即可；另一些人则认为蒙古崛起、金朝衰微是宋廷之忧。真德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此两种观点均从国家安危出发，但在是否继续给金朝岁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嘉定六年（1213年），真德秀激忤史弥远，被命差充金国贺登位使。行至盱眙，适逢金朝遭受蒙古围都，道路不通，使金不成。滞留边境的两个月中，他意识到金国的虚弱，献上三策，中策即为提请宋宁宗停止岁币。事实上，自嘉定四年（1211年）金中都被围后，宋金使介不通，宋金岁币就已经断绝。直至嘉定七年（1214年）金两次遣使往宋督积年岁币时，宋宁宗许可真德秀等人罢金岁币的请求，南宋正式罢金岁币。宋金之间的外交关系遂渐趋恶化，双方的正常往来开始瓦解。但在宋绝币后，宋金保持外交上的正常往来即使者交聘制度，说明了两国仍未决裂，仍处于对峙时期。但随着嘉定十年（1217年）金宣宗南侵，宋金邦交关系破裂，使者交聘的外交往来断绝，南宋走上联蒙灭金之路。

高丽

靖康之难并未中断自宋徽宗以来宋丽关系的强劲势头，两国关系仍在维系。宋高宗在遣使求和金朝未果的前提下，产生了联合高丽向金朝施压的想法。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派遣杨应诚等人假道高丽以向金朝请求归还徽、钦二帝，实质上是希望联合高丽向金朝施压。

南宋初年，基于对高丽的拉拢以牵制金朝，南宋在对高丽外交上沿袭神宗、徽宗时期的优厚待遇，并允许高丽使节入境赴阙。建炎二年（1128年），高丽国得到入境赴阙的许可。宋高宗下诏给予高丽国使优厚的待遇，包括沿途经由州县守臣要亲自宴设高丽使节。十一月，高丽国使奉表谢罪，并得到高宗的召见。外交会晤后，高丽国使参加宋朝宫廷宴会，宴会环节为“客省官赐酒食于殿门外”。建炎三年（1129年），高丽曾遣使来宋，随同前来的还有宋徽宗派遣的内臣、宫女各二人。宋高宗与宰执商议后，认为内臣、宫女事系金军之意，故不予接纳。这是一种非正常的运作情形。

绍兴元年（1131年），高丽请求入贡。南宋没有拒绝，并朝议遣使高丽以报聘，人选定为试户部侍郎柳约（从报聘、人选职官可以看出南宋试图以高规格来重建与高丽的外交互动），但未能成行。绍兴二年（1132年），高丽国王楷派遣尚书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閤门祗候沈起来宋。高宗御后殿引见，下诏命户部支金四十两，造金带二条赐惟清、起，答以温诏遣还。十二月，明州上奏高丽国遣知枢密院事洪彝叙等六十五人来贡。针对高丽使团，朝廷命起居舍人黄龟年接伴、吏部侍郎席益馆伴。第二年正月，朝廷下诏以法惠寺为同文馆，以待其至。后因高丽使“以入洋风败舟为辞”，未到宋境，这引起南宋朝野不满。高丽又紧接着派出使团，仍未能入宋，“行至洪州海上，遇风几覆，贡篚沾湿，不达而还。”直到绍兴六年（1136年），南宋与高丽外交关系真正出现了转折。“高丽将入贡，先遣持牒官金稚圭、刘待举来。”牒文内容围绕着联合高丽对抗金朝，故高丽派遣持牒官来宋，不同意南宋的提议。这引起了南宋的不满。有宋人上奏札子指出与高丽外交无益，不应因循故事，允许高丽使至行朝。南宋朝廷因考虑到高丽不顺从己意，自然会倒向金朝一边，于是有了“朝廷惧其与金军为间”，不再准许高丽使节入境。至此，自宋神宗以来与高丽关系也告一段落。

西夏

建炎二年（1128年），南宋朝廷派遣主客员外郎谢亮出使西夏，以达成与夏国旧有关系。而西夏没有认真对待此次南宋使者。史书简要记载了其间的过程：“庆历后，夏国主尝以宾礼见使者，亮至，乾顺乃倨然见之，留居几月，始与约和罢兵。亮归，而夏之兵蹑其后，袭取定边军。”所谓“约和罢兵”实为虚文。

建炎三年（1129年），张浚又重提“通夏国为援”，并向朝廷上奏将与西夏国书“一如常式，一用敌国礼”。常式即北宋与西夏君臣关系，敌国礼即平等关系。由此可知南宋迫切希望达成与西夏外交，不惜改变北宋时期一以贯之的君臣关系。同年，南宋再遣谢亮出使西夏。建炎四年（1130年），张浚又遣谢亮出使西夏，但西夏并无意给南宋提供军事支援，以对抗金朝。绍兴元年（1131年），南宋朝廷下诏称“夏本敌国，毋复班历日”。

宋孝宗即位后，于隆兴元年（1163年）命陈康伯等致书西夏。一为告知宋孝宗即位，二为缓和宋夏关系，约为旧好，勿忘齐盟，同心协虑，永为善邻，西夏对此未做出反应。夏仁宗在任得敬篡权分国阴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附金和宋”的外交策略，夏宋使节往来在中断近二十年后恢复交往。据史载，淳熙十二年（1185年），宋孝宗得知西辽欲假道西夏以伐金的消息，遂密诏都统制吴挺与四川制置使留正商议，欲联合西辽抗金，后虽得之消息皆妄，但宋孝宗依然派遣吴挺结交西夏。吴挺结交西夏的策略无疾而终。

嘉定十二年（1219年）双方最后一次商谈联合抗金，“夏人复以书来四川，议夹攻金军”，宋朝同意。但是次年宋夏两国军队“会于巩州城下”，是“攻城不克”。宋军又想转攻秦州，“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从”。于是各自罢兵，联合以失败告终。六年后西夏亡于蒙古。自南宋建立以后到西夏灭亡，两国始终没有重建外交上的朝贡关系。

蕃国

南宋时期，并存着宋朝和金朝两大朝贡体系。南宋朝贡体系与北宋相比大为萎缩，北宋的重要朝贡国西夏和高丽都断绝了与南宋的朝贡关系，西域的西辽政权也未如北宋时期的于阗和高昌与宋朝保持一定的交往，不在南宋的朝贡体系之中。吐蕃也脱离南宋的朝贡体系。南宋对待诸国朝贡的态度也更为消极。对大理国，虽有战马贸易，但拒绝其朝贡，南宋对大理始终严密防范。见于记载的诸国入宋朝贡的次数十分有限。南宋为维护“中国”的地位，仍然以君臣华夷的原则规定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秩序，诸国入宋朝贡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交趾和大理在对宋交往时基本遵守宋朝的规定，在本国却行皇帝制度；南海诸国尊重南宋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但并不关心甚至也不甚理解宋朝规定的政治秩序。

大理国

南宋在名分上仍将本国与大理的关系规定为君臣关系，张守所撰《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表》按照君臣之礼表述两国关系，称“臣仰被宠灵，俯深荣悸”，有“拱北之心”，“无思不服”，对于宋朝“乃属清台之课历，复同方国之赐书”，“臣敢不恪遵侯度，恭布王正”。赐历日本身就是奉正朔的标志。洪适所撰《代嗣大理国王修贡表》中也以“拜章北阙”、“幸藩方之世袭，惟忠节以家传”、“夷蛮效职，闻盛德以皆臣”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和认识。但是，在实际交往中南宋并不希望通过频繁朝贡来强化双方的君臣关系，而是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博马贸易，而不接受进京朝贡。

南宋“自五路既陷，马极难得”，“今川陕马纲不通”，有人建议“岭外于西南夷接境，有马可市，而大理特磨诸国所产尤多”。于是宋朝在广西横山寨设博易场与大理买马。绍兴三年（1133年）大理请求朝贡，宋高宗回答说：“令卖马可也，进奉可勿许。宋高宗的态度成为以后南宋朝廷处理大理关系的基本政策。绍兴六年（1136年），“大理国王段和誉遣清平官以马五百及驯象入献”，再次请求朝贡。宋朝只接受市马，不接受朝贡。大理自广西入贡不顺，曾“请道黎、雅入贡”，为孟珙阻止。南宋对大理始终严密防范。可以说，大理在事实上也脱离了宋朝的朝贡体系。

交趾

南宋与交趾仍保持着朝贡关系，且因西夏和高丽实际已与南宋断绝了朝贡关系，交趾实际上成为南宋最重要的朝贡国。宋高宗朝沿袭北宋的做法，仍对交趾首领实行交趾郡王、南平王、南越王依次进封的制度。如绍兴二年（1132年）南平王李乾德去世，宋高宗追封其为南越王，册封其子李阳焕为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兼御使大夫、安南都护、上柱国、交趾郡王。绍兴五年（1135年）李天祚即位，宋朝册封其为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特进等。宋孝宗改变这一制度，承认交趾为“国”，淳熙元年（1174年）封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次年赐“安南国王之印”。南宋仍通过给交趾颁赐历日体现正朔所在。乾道四年（1168年）礼部说到，太史局每岁笺注历日印造后，“颁赐交趾国及内外臣僚”。这是每年的例行做法，庆元三年（1197年），宋宁宗特别下诏：“今后颁降安南国敕书、历日，于枢密院使臣内依名次差拨管押前去，须管依程限赴广西运司交割。”

对交趾入宋朝贡的态度较北宋消极。南宋一朝交趾朝贡29次，高宗、孝宗两朝占17次，只有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和乾道九年（1173年）两次被允许赴阙，其他都在广西交割。前者交趾贡使首次“许令赴阙”，此前“自渡江后来未曾遣使到阙”。此后交趾“乞入贡，朝廷辄却之”。绍兴三十年（1160年）交趾进驯象等，宋朝再令广西安抚司“只就界首交割”。此后只有乾道九年再次允许赴阙朝贡。而且，宋朝于乾道九年、淳熙三年（1176年）、五年、九年、十年对交趾人贡实行了“十分为率止受一分”，淳熙四年（1177年）的朝贡因交趾的特别请求改为“十分为率收受三分”

日本

宋朝南渡后，南宋和日本均努力推动两国海上民间贸易往来，以推动两国经济发展。南宋向日本输出丝织品、瓷器等，日本则向南宋输出黄金、日本刀等。两国都有大量海商寄居在对方国家。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宋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南宋禅僧搭乘赴日商船前去日本宣传禅宗文化，而日本禅僧则通过赴宋商船前来南宋学习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