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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北伐（第2页）

六月，孝宗命令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两州，虞允文拒绝执行，于是被撤职降知平江府。七月，海、泗两州宋军撤退。九月，孝宗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杨存中（即杨沂中，被宋高宗赐名“存中”）以副都督协助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汤思退，十月，仆散忠义挥师南下，轻而易举地突破宋军两淮防线。十一月，楚州、濠州和滁州相继失守，长江防线再度告急，汤思退主张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

结果

参见：隆兴和议

而孝宗此时听说金人议和的条件太苛刻，便激愤的表示：“有以国毙，也不屈从。”抗金呼声再次高涨。十一月，孝宗罢免汤思退，贬至永州居住，汤思退罢相同时，陈伯康再次被任命为左相，主持大局。但宋军一再处于劣势，孝宗不得不再派王抃为使者与仆散忠义议和。金朝见以战迫和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停止进攻，重开议和。

隆兴二年岁末，宋金达成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其主要条款有：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为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双方交换战俘，叛逃者不在其内。

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皇帝不再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有所减少，这是金朝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之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还金，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评价

宋孝宗不顾太上皇赵构和部分大臣的反对，发动了隆兴北伐，宋军在取得了几次小规模胜利之后，大败于宿州。

在对金朝的两场重要的战役中，宋孝宗措置失当，两战皆败。在陕西之战中，听从史浩主张，拒绝虞允文的谏言，主动放弃陕西，导致吴磷大败，丧失了局部战略优势。在符离之战中，宋孝宗既不能御驾亲征，亦不肯赴建康督战，仓促北伐，未做好打恶仗的准备，造成李显忠失利，宋军先胜后败；在追究符离战败责任的过程中，不杀导致宋军失败的罪魁邵宏渊，军威不立。在对金世宗的两场重要外交博弈中，宋孝宗任人不明、意志脆弱，两场外交都以失败而告终。

“符离之败”后，孝宗把与金国议和提上了议事日程。在金军的强大压力面前，南宋与金签订了“隆兴和议”。南宋虽然摆脱了称臣的不利地位，但在外交礼仪上仍然处于下风，宋孝宗仍然要起立接受金国国书，这令孝宗无法接受。

在隆兴北伐中，台谏、皇权、相权交相影响，台谏群体成为皇权之下最强大的势力。但台谏所被赋予的权力只是皇权的衍生物，最终决定权还是皇权，在岳飞平反过程中，孝宗以一己之力为平反岳飞，可以看到孝宗强势皇权独断的作风。在隆兴北伐这一事件不断推进的各个阶段中，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台谏群体所展示出的政治力量和孝宗本人的政治作风，也能更清晰地看到孝宗朝政治的特点，最终了解台谏群体在孝宗皇权独断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隆兴北伐中，史浩参与了南宋孝宗初期对金和战的决策。在德顺之战中，史浩主张南宋主动撤军，导致宋军被金军追击，损失惨重，但史浩的主张撤军并不是苟且偷安，不思进取，而是要另走北伐路线，扩大北伐战果，是不懂军事而犯下错误;史浩反对隆兴北伐，也不代表史浩是阻挠恢复的投降派，而是经过仔细分析宋金形势后做出的务实选择，其意图是使南宋在实力暂时不济的情况下，乘和平之机发展壮大自己，为以后北伐做准备，史浩的这种先为自治、而后远图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影响

隆兴北伐后的隆兴议和是基于一种新的政治地缘的实力平衡，金朝的让步在于政治的不稳定，而宋朝的妥协则在于战场上的不争气，离开这点，空谈议和是否平等或者屈辱与否，都是意义不大的。

隆兴和议后，宋金关系再度恢复正常，直到开禧北伐才试图再次打破这种地缘政治的均衡状态。

宋孝宗反对宋金和议，锐意恢复，以此为标准选择翰林学士。绍兴、隆兴年间，翰林学士对于宋金和战的态度分化剧烈，从而深刻影响了隆兴北伐、和议的进程。孝宗为数不少的潜邸出身官员有着一定的恢复意识，直接或间接参与隆兴北伐。

隆兴北伐失败后，投降派又重新掌权，支持过张浚北伐的大臣接连被贬，陆游也因此由镇江调往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任通判。之后南宋又经历了宁宗朝“开禧北伐”失败，朝廷更是苟安成性。一旦妥协和屈辱换得了苟安，达官贵人便沉溺于“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之中。朝野上下文嬉武恬，爱国志士报国无门，反备受谗谪，只能归隐田园。

诗词纪念

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写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当时南宋北伐军在符离溃败，朝廷中主和派重又得势。于是，与金国便者往来，恢复之计又成为泡影。此时张孝祥正在建康任留守，所见所闻，便他颇感愤感，于是，在当时主战派的领袖人物张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便情不自禁，写下了这首词。

陆游《书愤》、《关山月》。

刘过《沁园春·寄稼轩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