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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 下（第2页）

淝水战后，东晋的税制有了变化。《隋书·食货志》记有：“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这都叫“调”这种调法，与淝水战前的度田收租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制不同。按《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八年十二月，有“以寇难初平……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的记载。五石是淝水战后司马道子“始增”。口五石与《隋书》所谓“租米五石”暗合。《隋书》所记调法，实为淝水战后的调法。又按《宋书·王玄谟传》记有“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之言，所谓“九品以上租”，当沿自东晋。这与西晋对丁男、丁女之户，岁调租粟、绢、绵，分为九品，性质正同。但不相通，故王玄谟要使九品以上租相通。

淝水之战后东晋基本上恢复了西晋的户调之式。谢安的王公以下都要交税，而在役者可以免交的制度被改变了。可见到人们把役、调对举，服役者不能免调，输调者不能免役。《晋书·范宁传》所记便有“举召役、调，皆相资须”之言。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奭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之言（《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百姓是既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瑾不绝”的现象，王公是从来不服役的。淝水之战前要纳税，而战后，也看不到有关他们纳税的规定。南朝有所谓“复士”，推其源当始于淝水之战。淝水之战后，亲属虽不可荫，世族公卿本人却重新变成了可以享受免税特权的阶层。这又是镇之以静方针被破坏的表现。

人口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南迁人口约有50万，至东晋初南方人口达1050万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1746万人。

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城内外的贸易市场10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文化

东晋在文化上有一定成就，各类诗词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而在绘画、书法方面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

玄学

东晋一朝，玄风相当盛。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风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

训诂学

文学

由于东晋统治者安于江南，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东晋各类诗文歌赋都也流行了骈文。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

田园诗

陶渊明因厌恶当时的腐朽政治，只当了80天的彭泽令，便挂冠而去，退隐田园。陶潜在22年的隐居生活中，亲自耕作，与农夫为友，写下了歌颂大自然和田园生活的大量诗篇，被称为“田园诗人”。他的诗，真实自然，质朴无华，感情饱满，具有浓郁的田园气息。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如《归园田居》中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在这里，他描绘了一幅真切感人的农耕图。又如该诗五首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诗人不愿与士族豪门为伍，不随俗浮沉的志向和情操。陶渊明喜爱幽闲恬静生活的思想，到晚年更有发展。在散文《桃花源记》里，他描绘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压迫和剥削、“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社会，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希望劳动人民都能免受苦难的美好愿望。陶渊明和他的诗文在中国文学中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玄言诗

东晋是玄言诗的时代，被后人批评为“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在当时人看来却是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的，如简文帝评玄言诗代表人物许询的诗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孙绰《答许询诗》云：“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粲如挥锦，琅若叩瓊。”从音韵、辞藻高度评价许询的诗歌。简文帝所谓的“妙绝时人”其实不在于诗歌表现的玄理之绝妙，而在于其语言本身。这一点在东晋玄言诗中是很明显的，如孙绰《兰亭诗》：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两句，可见诗人在玄理的剖析中亦重视语言辞藻之美，故曰“云藻”。

志怪小说

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盛行，作品甚多。其中，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搜神记》虽然写的是鬼怪故事，但有的由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甚至还宣扬了不怕鬼的思想，志怪小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晋葛洪所撰轶事小说《西京杂记》，也较有影响。这部书内容庞杂，记述了西汉的宫廷生活、风俗习惯、人物轶事等多方面内容，内有一些“意绪秀异，文笔可观”的佳作。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捉弄卓王孙的故事，就写得十分生动。

思想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裴頠、江惇、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著有《罪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史学

宗教

佛教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西行求法的著名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道教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援佛入道是道教不断丰富并提升自我的重要手段。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翽著《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著《灵宝经》，借用和融汇了佛教的概念和术语，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籙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

科技

天文

东晋天文历法有很大发展，突出成就是虞喜的“岁差”。虞喜是晋成帝时人，他经过周密的观察和计算，纠正了过去天文学家把太阳运行一周（周天）就等于一周岁（岁周）的错误结论，他发现太阳从今年冬至环行到来年冬至，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而是每经过50年，冬至点向西移动一度。这种“周天”与“岁周”的差，就叫“岁差”。岁差的发现，在天文学上有重要意义，它促进了历法的改革。

化学

东晋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制的发展，炼丹之风盛行一时。一些炼丹家在炼丹过程中分析和研究了各种化学反应，发现了一些化学性能，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总结了这些化学成就。如记载了炼制单质砷的方法和处理雄黄的多种方法；用升华法把硝石、玄明粉、松脂与雄黄合炼，制成白色结品的氧化砷（砒霜）。比欧洲制造单质砷早900年。此外，还记有通过强烧来分辨朴硝与硝石的无水反应和在“三十六水方”中的“化确石法”有水反应，这在化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艺术

东晋也是艺术极兴盛的时代。首都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吸引许多东南亚、南亚的佛教僧侣及商人前来。338年所铸造模仿罽宾的佛教模型，为所知最早的鎏金铜佛像。中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王羲之活跃于此时期。东晋的陶器形式较西晋时期创新。南京富贵山曾挖掘出此时期的墓穴，根据史料记载，此处为东晋皇室墓葬的地点。

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