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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督府 五军都督府 明朝兵部 上（第3页）

从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之后，大都督府的统军职能开始全面集中，一方面由于北方战事大局已定，使得明太祖得以更加注重对政权内部进行组织、调整。另一方面，在此之前的都督府机构扩充和完善，也使得其能够逐步发挥军事职能。

都督官任职情况

在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时，命曹国公李文忠领大都督府事，宋国公冯胜任都督府右都督，原先以中书省官封侯者，除南雄侯赵庸、颖川侯傅友德改任都督府同知外，其他人员皆不再担任中书省原官，而以都督府及卫指挥等封侯的六人，任都督府同知，分别为吉安侯陆仲亨，济宁侯顾时，临江侯陈德，六安侯王志，荣阳侯郑遇春，江阴侯吴良。之后又升「升指挥王成、单发、沐英、何文辉、陈桓、庄龄、王蔄、蓝玉、仇成、金朝兴、费震、王弼、胡德并为大都督府都督佥事，仍令子孙世袭指挥。」

这样，至洪武三年（1370年）之后，大都督府逐渐成为高级武官衙府，而对于之前在中书省任职的武将，除徐达之外，要么被授予公侯不再兼任他职，要么就转大都督府。地方军卫的将官，立有战功之后，也不再像之前一样升入（行）中书省，如傅友德，先前任雄武卫指挥使，吴元年（1367年）以陵子村之功「进江淮行省参知政事。」陆仲亨，洪武元年（1368年）见任赣州卫指挥使，征广东有功「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十三日「命曹国公李文忠领大都督府事，頴川侯傅友德、吉安侯陆仲亨、济宁侯顾时、临江侯陈德、六安侯王志、荥阳侯郑遇春、江阴侯吴良、南雄侯赵庸同知都督府事。」原先中书省武官以及地方军卫有功将领，成为建国后都督府的主要构成人员。这种以公侯兼任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高级武将任职都督佥事的形式，也成为大都督府都督官的主要任职方式。

促成这种任职变化的原因，在于随着皇朝建立，朱元璋加快了政权组织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对于之前战时军政合一的中书省改制，以达到军政分离之目的，故将中书省任职的军事将领转入大都督府。另一方面，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之前，不断的机构建设，已经为都督府履行最高军事权力打下基础。故从此以后，都督府成为一个专职的武将领军机构，中书省军权被进一步转移，都督府的统军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大都督府职能掌握

对于都督府的职能，查阅《明实录》后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参与军国重事。

对大都督府的这项执掌，当从两个方面讨论：

其一，任职于大都督府的最高长官，如李文忠、冯胜、汤和，在其被任命及加封爵位时诰文中强调其可以「同知军国事」「同参军国事」「议军国事」。但给予大都督府长官此种殊荣，更多的应该体现为其地位的重要性，若需要其正式参与军国事务，当还需特别的旨令，如在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二十三日「命太师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闻行之。」而其他都督府长官并无这种共议军国重事的记载。

其二，大都督府作为一个军事机构，参与军国重事，主要是体现于其在军务的发言权，如在此时期，都督府对于诸多军务上是记载为「奏」，也就是提出意见，而非单纯的执行命令。相对于之后都督府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才更能体现大都督府在参与国家军事事务上所体现的广泛性和主动性。

二，调遣军队。

在军队的调遣中，大都督府与其后的五军都督府之间所起到的不同作用，是前后二者地位变化较为明显的地方。洪武四年五月制定，八月改制并正式确立的调兵制度「走马符牌」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存在期间主要的调兵方式。

洪武四年（1371年）五月四日，「命工部造用宝金牌及军国调发走马符牌，用宝为小金牌二，中书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遇制书发兵，省府以牌入，而后内府出宝用之。其走马符牌，凡有军国急务，遣使者佩之以行，礼部因以唐宋走马银牌之制以进，　上令尺寸从唐，其式如宋，务令制作精致，凡造金字牌二十，银字牌二十，文曰符令所至，即时奉行，违者必刑。俱以铁为之，阔二寸五分，长五寸，上鈒二飞龙，下级二麒麟，牌首为圆窍，贯以红丝条藏之，内府遇有调发则出之。」

洪武四年（1371年）八月一日，「改制用宝金牌，其上篆为阴阳文，仍增金符二字，阔三寸，长九寸五分，上鈒二凤，下鈒二麒麟，牌首为圆窍，贯以红丝绦。　上以古者符宝示大信于天下，关防弗严则奸伪由生，故命改制二牌，仍付中书省与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军机文书，非大都督府长官与中书丞相及在省长官，不许入奏，亦不许擅自奏请，若有诏急令调军，中书省即会大都督府官同入覆奏，然后各出所藏金牌入内，请宝出用。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约会者以奸臣论。」

在调兵过程中，需要奉皇帝旨意，中书省与大都督府共同出示符牌方可，遇有紧急军务则由中书省与大都督府长官共同入奏。在这种调兵制度之下，虽然有较强的中书省、都督府相互牵制的意图，但作为掌军旅的一方，还是有一定的主动性，而非五军都督府时期单纯执行命令。

三、武官的升授、袭替、赏罚。

升授

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二十日，「命中书省兵部定给武官诰勑之制，其特授陞除者，大都督府同承勑监官以　上旨附籍；其初入仕者，具年籍、父祖、己身功绩；其已入仕及陞除者，具所历功过、年籍，大都督府咨于中书省，送兵部覆奏贴黄。考功监参考同奏附籍。部儗散官移文翰林院撰文，付司文监校勘，奏付中书舍人书写署名用印，转付承勑、考功二监，并还本部以次署名用印，齎赴省府台官署名，仍付司文监对同署名用印，方付兵部，给授如袭职。降用者，大都督府勘验具年籍、祖父、功绩；降用者，具其罪名，奏旨处分，承勑监官附籍，其咨省送部覆奏贴黄参考对同，拟官撰文署名用印，给授如前。」

在其整个过程中，均有大都督府对所升授、降用者进行勘验、审核，再移交中书省兵部贴黄等。

有时也直接奉上意，选拔武官。如洪武十年十二月三日「上谓都督府臣曰：『元末天下纷扰，联荷天命，赖将帅之力削平祸乱，四方以宁。追思往昔，知谋英武之士或没于王事或考终天年，功在国家不可以泯，其有子孙者宜录用之，庶以慰死者之灵。』于是，都督府录丁忠等五百十一人以闻，授指挥、千百户有差。上又恐其年少未更事，令于在京直隶卫所署事，以试之。」

甚至对于低级军官直接由大都督府进行考选「太祖曰，各卫知事就令大都督府选除于本府考满。」

袭替

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九日，定武臣世袭之制。「凡授诰勑世袭武官，身殁之后，子孙应继袭职者，所司覈实，仍达于都督府，试其骑射闲习始许袭职，若年尚幼则闻于朝，纪其姓名，给以半俸，俟长，仍令试艺，然后袭职。」

洪武六年（1373年）闰十一月八日，「上命都督府，凡开囯以来大小功臣，有未食其报而卒，及身膺爵禄而恩未及其嗣者，皆具以闻。于是公侯以下至百户亡浸子孙应袭者凡二百九人，皆陞用之，士卒有于丙申岁以前充大号军者二十九人皆授官有差。」

赏罚

对于犯法武官进行处罚。大都督府的权重，有很大部分是其自身保持有较高的独立性，不受来自于文官集团的干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军事司法的独立性，仅存于洪武一朝的都督府断事官在此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

断事官一职，在都督府设立的当年十月便见于记载，「以都护府断事官马世熊、岩达、陈汉、知事何士龙，为大都督府断事官。

但在龙凤十年（1364年）三月的订立官制当中未被记载，估计设而复罢。被正式确立为大都督府官，或为龙凤十年（1364年）十月，「革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统军元帅府、万户府并都护府断事官、知事于大都督府。」并于吴元年（1367年）对大都督府及地方卫所定制时，正式确立「大都督府左右都督正一品…参议正四品，经历、断事官从五品」且设立不久之后，便开始履行其军事刑法职能：

吴元年（1367年）六月「参知政事张昶以谋叛诛…上令大都督府按问昶。」

洪武五年（1372年）三月「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核民之无籍者为军，又纵所部军士入山伐木…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

洪武六年（1373年）三月「广西卫卒王异，因差遣还沂州受亲旧私遗，卫官以卫法并逮其亲旧三十四人，送都督府奏罪之。

洪武六年（1373年）六月「淮安卫总旗，因习射误中军人致死，都督府以过失杀人论之。」

通过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断事官在设置之后，无论是军官还是普通卫卒，只要违反法令，均有其进行审判按罪，就算是本府都督官亦不能例外。

上述几种职能，当为体现大都督府职掌最为重要的方面，正如洪武十二年，令曹国公李文忠提督大都督府事时的敕令所言「大都督府，掌天下军马。其迁选、调遣，在乎识贤愚、辨强弱、知险易、均劳逸、赏罚中、节进退、信期检察功过、防御奸侮，非止一端，职重机密，故倚为腹心。今特以尔提督府事，凡迁选、调遣务从尔议，然后奏闻，若府官及大小军职不律者，即便治之，功罪无隐。尔其钦哉。」而洪武之后，都督府执掌被不断削弱，也主要是对其武官迁选、军队调遣和军事刑法方面的限制

除了这些执掌外，都督府的职能体现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订立军伍法令

洪武四年（1371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都督府奏，内外卫所武臣不能约束军士，致逃亡者众，宜立条章以示惩戒。于是定例，凡小旗逃三人者降为军，总旗逃十五人者降小旗，百户逃十五人者月减俸一石，递减至四石以上则追夺所授敕命，降充总旗…诏从之，著为令。」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十六日「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将卒习于安逸，弛武艺。于是命中书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官定议，教练军士律。」

掌握军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