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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督府 五军都督府 明朝兵部 上（第4页）

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二十五日「大都督府奏，京师将士之数，凡二十万七千八百二十五人。」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十九日，「都督府奏，内外见设卫百三十有九，任指挥者三百六十五人。」八月二十三日「大都督府奏，内外军卫一百六十四，千户所八十四，计大小文武官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人。」

对军队士卒及阵亡者家属给予赏赐及抚恤

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十四日「大都督府臣奏阵亡军士家属之数。上命优给之，若故军之妻愿守节者则给以薪米，比常例倍之。其愿还乡里者人给米二石，官给脚力送之。

洪武五年（1372年）七月三日「上谕都督府臣曰，近营中都，闻军士多以疫死…尔其速遣官具医药往视之，病甚者官给舟车送还其家，仍沿途给医治疗且敕董事者毋驱迫之。」

洪武六年（1373年）五月四日「命大都督府，凡故军之妻在营守节及愿还乡者倍与优给，冬寒加给薪炭，其欲改嫁依亲者听。」

整点军队

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十七日「命大都督府简阅京卫军士，老弱者以少壮代之。」[39]

此外还有其他职能，例如，对有军功将士进行赏赐、向地方军事机关传达皇帝军令、作为最高军事机构举行军礼等等。

还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大都督府时期文职人员的任职状况。随着洪武三年（1370年）军权逐渐集中于大都督府，在府文官也日益增多，而且同武职都督官一样，也受到皇帝的器重。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大都督府被正式一分为五，有多位都督府文职官员被破格提拔担任重要职务，如任都事张明善为吏部尚书、都事赵耀为湖广行省参政、大都督府经历俞溥、韩焯任户部尚书、经历尹性为刑部尚书、掌判官洪彝为吏部尚书、照磨陈铭为吏部侍郎。一些担任都督府的文官也由重要部门长官改任，如樊思民为户部尚书，寻改为大都督府参议、吏部尚书陈铭为大都督府判官。

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文职官员在都督府所发挥的重要性，可以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经常给予破格提拔，担任要职。另一面，也可以看出这些任职官员多为才能之士。如被耀为湖广行省参政的都事赵耀，随大将军徐达出征「其在幕府，综理慎密，不惮勤劳…机宜方略耀皆预焉。」此两点均能体现此时期大都督府的重要性和在国家政治军事生活中所占有的地位。

皇帝对大都督府的限制

在以往对于大都督府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只是注意到其权力的集中，但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年之前朱元璋为限制都督府所采取的行为却被忽略。在大都督府被一分为五前，对都督府的限制措施，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公侯不再兼职都督府官

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时，令李文忠、冯胜二国公为左右都督、八位侯爵任职都督同知。使得都督府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

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春正月，进封中山侯汤和时任命其为「光禄大夫、大都督府左都督、左柱国、封信国公，议军国事，食禄三千石，赐铁券。」仍然是公爵为左右都督的形式。但公侯不再兼任府事的情况，当为大都督府存在的洪武十二年（1379年），而非洪武十三年（1380年）之后的五军都督府。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一月封功臣，是继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之后的又一次。此次共有十二人被封为侯爵，「封大都督府佥事仇成为安庆侯，蓝玉为永昌侯，谢成为永平侯，张龙为风翔侯，吴复为安陆侯，金朝兴为宣德侯，曹兴为怀远侯，叶昇为靖宁侯，曹震为景川侯，张温为会宁侯，周武为雄武侯，王弼为定远侯，皆赐铁券。」但在此次诰文中，只是提及封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所封爵位等等，没有一人再任命为都督府都督。

再者，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平羌将军，御史大夫丁玉，还自四川。赐文绮、帛、钞锭，拜大都督府左都督。」相对之前任命的都督，这次任命显得较为特殊，较之前任命的都督官有很大不同。

从丁玉在明初的活动轨迹来看，其初年为韩林儿政权御史，安丰被吕珍攻破之后，归附朱元璋。虽然《明史》评价他「有文武才，抚辑新附，威望甚著」，但他并不是属于「从龙渡江」的一批勋臣，且功绩也不能与之前任都督府左右都督的李文忠、冯胜、傅友德、唐胜宗等开国所封公侯所比。骤然由御史大夫升为大都督府左都督，只能说明，在此之前，公侯皆不再兼任都督府官，止留曹国公李文忠提督府事。从这一层面上讲，对大都督府的限制已然在未被一分为五时就已经开始。

调整都督官品级

对大都督府都督官品级进行调整，主要是针对都督佥事。洪武九年（1376年）九月，调整大都督府等衙门的官制。调整之后，作为一年前由都卫改制而成的都指挥使司长官都指挥使为正二品官，而将大都督府都督佥事降为从二品。接着将一批都督佥事如曹震、周能、朱辅、王城、陈桓等人调往各地担任都指挥使。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洪武九年（1376年）随着国家军事形势有所缓和，而各地的都指挥使司刚刚新建，相对于太祖而言，更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在地方军事建设上，这样的调整便是对其政策的直接反映。虽然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又将都督佥事的品级升为正二品，与都指挥使平级，但究其调整的过程，也是对都督府进行的一次抑制。

文职官员的设置状况

大都督府时期的文职设置为之后五军都督府所继承，在此之后虽有所损益，但基本上未有大的变化。从文职官员的设置上就可以看出，大都督府及五军都督所具有的职掌特点，相对于其他具有处理军务权力的机构，中书省及之后的兵部等衙门来说，作为统帅全国军旅的机构，文官职位的设置仅仅只有参议（掌判官）、经历、都事、断事官、照磨、司狱等几种，而且人数较少。比如与刑部、都察院同掌天下刑名的断事官，在洪武十七年时还是独员”。这种机构的设置，使得都督府本身的职能被限制，不能独立处理而是与其他部门的共同参与下，处理一些军事事务，这就必然导致其他部门对大都督府的牵制，时间越往后，这种趋势也就越加明显。

大都督府，创立于龙凤七年（1361年）三月二十六日，前身是行枢密院，经过不断的完善与调整，为都督府一都司一卫所体制打下了基础。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之后，随着天下统一的进展，战时军政合一的中书省军权开始转移到大都督府，中书省任职的军事将领亦逐渐转入大都督府，大都督府成为专职的武将领军机构。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十一日，胡惟庸案发，中书省被废除，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军权分立，统兵权归都督府，调兵权归兵部。

二、五军都督府

设置背景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三月，朱元璋“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中书省参议李善长兼司马事，宋思颜兼参军事，前检校谭起宗为经历，掾史汪河为都事。”据明史专家南炳文考证，这里的“枢密院”当为行枢密院。随着大都督府的正式建立，都督府军事领导体制在之后逐步确立，最终成为明代法定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关于大都督府设立的原因。南炳文《明初军事初探》一文中认为，由行枢密院改大都督府，反映了朱元璋想通过改称大都督府这种方式脱离龙凤政权对其统一事业的羁绊。“既达到消除不标志中央军事领导机构这一不便之处的目的，又不刺激其他政治势力，特别是龙凤政权，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5]但也不尽合理。若朱元璋要以改行枢密院来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那朱元璋自己任职的江南等处行中书省的“行”字，一直沿用至吴元年（1367年）就不尽合理。所以改设大都督府与建立独立的政权之间，并不存在紧密的关系。李新峰在《明代大都督府论略》中认为，朱元璋由枢密院到大都督府的设立，使它成为朱元璋利用文官任职大都督府以达到直接控制军事大权的目的。

首先，行枢密院改制为大都督府，是朱元璋自身势力发展的结果。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被小明王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时，已经占领了现在的江苏南京、太湖以西，往南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到浙东的一块长方形地区。

其次，由行枢密院到大都督府的这一变化，朱元璋最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改制，来达到对军权更为有效的控制。一方面是，对邵荣等在朱元璋集团内部具有一定离心力的领军将领加强控制。《明史·常遇春传》载“先是，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平章邵荣、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而且其后来出任枢密院最高长官一枢密院同知，地位高于其他主要将领，但其本身并非朱元璋的嫡系。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改制之后，原先任职于枢密院的将领并未随之转入大都督府，而是陆续调入朱元璋直接掌握的中书省，“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徐达也由枢密院转为中书省右丞。虽然就改制的结果看，邵荣仍为除朱元璋以外诸将中地位最高者，却从相对独立的枢密院改为直接隶属于朱元璋的中书省，受到朱元璋的种种牵制，并成为之后“邵荣谋叛”的诱因。但反观朱元璋方面，通过改制之后的人事调动，进一步加强了对掌军将领控制，此当为大都督府设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另一方面，对朱文正的任职，来为之后的政权建设打下基础。朱元璋以自己的侄儿朱文正担任大都督，其最直接的目的，便是通过扶持朱文正，来确保军权的掌控。这种计划带有长期性，因为从改制的人事调动来看，朱元璋首先是将诸将纳入自己的直接掌握的中书省内，但中书省这种军政合一的领导体制，只是为了适应战时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权宜之计，并不适合于将来的政权建设。而朱文正任职大都督府大都督，就可以确保之后中书省军政分离，军权继续能够掌握在朱元璋手中。

历史沿革

洪武初置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因为以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在废丞相制的同时，为防止军权的过分集中，也废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以中军都督府断事官为五军断事官。

洪武十五年（1382年），置五军十卫参军府，设左、右参军。洪武十七年（1384年），五军各设左、右断事2人，提控案牍1人，并从九品。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升五军断事官为正五品，总治五军刑狱。分为五司，每司设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5人，均为正七品，各理其军之刑狱。同时，朱元璋为了防范统军将领的专权，又规定五军都督府对军队无调遣权，其调遣之权由皇帝直接掌管；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每逢战事，由皇帝临时委派专人担任总兵官，统率卫所部队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军队归还卫所。

明朝立国之初，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很大，各都督不仅负责管理卫所的训练与生产，还可参与到明朝中央军事决策中。朱元璋曾命令：“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凡卫所系冲要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所以五之四。”并且，当时的兵部并无权过问五军都督府各事务。“祖制五军府，外人不得预闻，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书邝野向恭顺侯吴某索名册稽考，吴按例上闻，邝惶恐疏谢。”

永宣时期

永乐元年（1403年），建留守行后军都督府于北京，后仍分五府，称“行在”中、左、右、前、后都督府。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以巡狩名义，迁驻北京，在北京另设行在五军都督府，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之后，罢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在北京的五府不称“行在”，原在南京的五府，加称“南京”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