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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舍变通法则以利害为准则以结果为导向（第4页）

人生是奇妙的，赚少多得，赚多少得，看似不合逻辑，但其中肯定有某种必然如此的道吧。这种道只有智者能够领悟并奉行之，所以成大事的总是这些人。

做事要有成本概念

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通常我们把这种代价称之为成本。成本过高，那就要亏本，可是大千世界，又有谁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呢！为了不亏本，我们就在事先考虑一下成本概念。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变真理。封建时代更是如此。

封建时代无权无势无钱的士人出来做事，唯一凭借的武器就是“道”。“道”在文字本义上是“道路”，而“怎样走路”却是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

有权有势有钱的封建统治者往往不知道该怎样保住与扩大他的权、势、钱，如同有车、有马、有随从、有路费、有保镖的人在岔路口不知往哪儿走?必须要问路一样。

问路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是能不能找到识途之人，其次是识途之人肯不肯认真指点，再就是识途之人能不能亲自送你一程。

当封建统治者遇到需要指点如何办事时，就到了士人的“道”尊于统治者的“势”的时候，如果到那时才想起来礼待士人，往往是来不及了。所以．封建统治者为自己的将来考虑，总要交一些士人朋友。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就出现了下面的历史故事。

魏公子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僖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昭王去世后，安僖王即位赐封公子，爵号为信陵君。公子为人仁厚．谦恭待士，只要是士，才能无论高低．他都以礼相待，从不因白己门第高贵而轻视于人。因此，信陵君谦恭待士的美名远近流传，周围几千里以内的人，都争先投在他的门下，以致于门客多达三干人。各国闻公子贤能，门客众多，一直不敢轻易侵犯魏国。

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嬴，年已七十，家中很穷贫，地位卑微，仅是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东门的一个小小的守门人。公子听说他有贤能，家中贫寒，便亲自登门问候，并送去许多财物。侯赢坚辞不受，对公子道：“臣下平生修身养性严于操守，品行清慎，不能因为贫寒，地位卑微，而接受公子的财物”。公子见侯嬴志向清高，便不再勉强他收留财物，告辞而去，心中却更加敬重侯赢。

公子归来后，寝食不安，总是惦念着侯赢，决心请他来作自己的门客。一天，公子大摆宴席，盛请宴客，当宾客们坐定之后，公子对宾客们道：“请诸位稍候。”众宾客听说公子要亲自驾车去请那位客人，猜想必是贵客，纷纷虚席以待，以示敬重。

公子告辞众人，驾驭着车马，空着左边的座位，去东门迎接侯赢。侯赢见公子亲自驾车来迎，早料定公子来意，并不谦让，也不答谢，略微整了一下破旧褴褛的衣帽，昂然登车，坐在左边上首位，举止坦然，犹如达官贵人一般，想借此来察看公子的态度究竟如何?只见公子非但不发怒，反而更加谦恭，握着缰绳，驱车前行。过了一会儿，侯赢又对公子说：“请委屈一下您的车马．将车赶到前面的一个屠场中，我要到那里去看望一个朋友。“公子闻言，并不反对，立即驾车驶往市场，沿途官员及百姓见到魏国的贵公子肯为一个守门的老头子驾车，神态是如此地谦恭，纷纷赞叹公子品德高尚，礼遇下人。到了屠场中，侯赢便下车去看望他的朋友朱亥，故意与朱亥谈论不休，拖延时间，侯赢还不时地偷偷瞟看公子，只见公子端坐在车上，态度更加温和。屠场中的人们见到公子屈身来此下贱之地，并且还为侯赢赶车，都以尊敬、钦佩的目光看着公子。此时，魏国的将相、王族及宾客们正坐在堂上，等候公子回来开宴。公子府中的家眷及侍从纷纷翘首远望，盼望公子速速归宋。跟随公子迎侯赢的侍从焦急万分，都暗暗咒骂侯赢不通事务，侯赢见公子的温和神态始终不变，于是告别朱亥。登车来到公子府中。公子毕恭毕敬地延请侯赢入府。引至宴席前。一一与宾客们介绍，然后请侯赢坐在宴席上座，宴客们见到公子亲自驾车请来的贵客竟是看守城门的老头子，都非常吃惊。公于令左右侍从布席开宴，美酒佳肴陈列满堂。吹笙鼓瑟妙曲助兴。饮至半酣，公子特意起身离席。来到侯赢面前向他敬酒祝福。只见侯赢不慌不忙，神态自若地站起身，面向公子答礼，并高声说道：“今天臣下能为公子尽力，也就足够了。臣下地位卑微，不过是个守门人，而公子却能屈身待我，亲自驾车迎我于大庭广众之中；我本应该及早来赴宴，却故意请公子陪我去访问朋友，故意让公子的车马经过市场，久久地停留在屠场中，借以观察公子，公子反而更加谦恭，途中的人屠场中的人都把我当作小人而认为公子是有德行的人，认为公子能够谦恭对待于人，我的真正本意是要成就公子的美名啊！宾客们听罢，既敬服侯赢，又钦佩公子品德高尚。宴席散后。公子遂拜侯赢为上宾。

魏安王二年，赵国兵败长平，秦兵包围赵都邯郸，赵求救于魏。信陵君用侯赢之计，窃取魏王兵符，夺取魏将晋鄙率领的万大军前往救赵，遂解赵邯郸之围，名扬天下。而侯赢在信陵君到达军营的那—天，面向北方自刎，以死报答公子的知遇之恩。

信陵君谦恭以待侯赢，侯赢以死回报公子，其人其事为后人所传颂。信陵君以赤威之心待士，众门客慨然报主，遂使信陵君誉盖诸侯，功劳卓著，威震天下。

名利之前适可而止

俗话说：“人生在世，名利二字。”人在社会上行走，所做之事必然与名利相关，这不仅是衡理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我们不得不追求名利。

俗话又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为了争名逐利，使自己背上了一生的污点，有的甚至丢了性命。照说名利是为生命服务的，为了名利而丢掉生命，就太不值得了。所以，追求名利要懂得适可而止，不要让付出的代价超过收益

北宋包拯有一首诗说：“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木终成栋，钢精不作钩。”意思是要以淡泊名利做人，以廉洁耿直立身。这首诗确实是他一生经历的写照。

包拯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以执法严明、刚正不阿著称于世。他为人严肃，性情刚直，与人相处从不随声附和，也不用虚伪的言辞取悦于人。

包拯的廉洁之道在于“不取”二字。他不仅廉洁自律自己不取不义之财，而且要求他的下属、他的儿孙也都作到清正廉洁。

包拯生活很简朴，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他身上穿的衣服、日常生活器用、平时饮食都和当地老百姓时一样。他也绝不给别人写信、批条子，让别人替他办事。

包拯早年曾在任知州。端州出产著名的端砚，端砚、湖笔、徽墨、宣纸被视为文房四宝中的极品。每年端州都要向朝廷贡奉一定数量的端砚。为了升官发财、办事行贿，历任端州知州都假借向朝廷上贡的名义。大肆向制砚者索要比贡数多几十倍的端砚，以巴结、贿赂朝中握有生杀大权的权贵。包拯任知州后，对这一恶习深恶痛绝，决心根除弊端。他下令，每年端砚的制造数量以朝廷所需数额为准，除此之外，制砚者多一方也不许造。到包拯任职期满，离开端州时，包拯没有带走一方端砚，

包拯不仅自己清正廉洁，而且严格约束属下，想方设法断绝他们的索贿之道。当时，按照旧的制度，凡是去官衙告状的人都不能直接来到公堂上诉，必须经过守门吏员的盘查和侮辱，所谓“有理没钱莫进来”、“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包拯升任开封尹后，下令大开公堂正门，让告状的人直接来到公堂上陈述是非曲直，吏员便没有机会也不敢欺诈侮辱那些来告状的人。由于包拯廉洁自律，要求属下严恪，所以当时那些行贿请托的人都不敢到开封府来。当时开封府百姓传诵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公清心淡泊，却官居上品，博得一世英名，真是不求名而名自至，不求利而自来。可有些人，苦心求名而身败名裂，苦心求利而家破人亡，这都是追求名利不懂得适可而止的结果。为什么这些人为了名利甘冒此大险呢？他们心里往往抱着一个自以为“高尚”的目标：为后代子孙造福。他们却不知道，让无德无能的子孙得到过多的名利，就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得到珍宝，那也许会给他招灾惹祸呢！

真正要为后代子孙造福的话，应该像孙叔敖一样，懂得适可而止，给后人留下知足常乐的德行和和廉洁不争的智慧。

春秋时期，孙叔敖因才识卓越，受聘为楚国令尹。他虽然居高位，握重权，享厚禄，却不恃此而骄，常常把自己的家财拿出来救济穷人，所以做了很多年的令尹，一直深得民心。

楚庄王对孙叔敖更是倚重信赖，凡军国大计，无不向他请教。楚国也因为有这样一位贤能的令尹而日益富强。

后来，孙叔敖年高体衰，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叮咛告诫儿子孙安说：“楚王为嘉奖我多年的功劳，曾多次要我选一处地方作为封邑，我都坚决谢绝了。我死后，如果他封你官爵，你千万不能接受。我了解你，没有多大才能，难以担当治国安邦的大任。楚王若封给你一处好地做封邑，你要坚决推辞。如果推辞不掉，你就请求把‘寝丘’封给你。这个地方土地贫瘠，而且地名不吉利，是不会有人来争夺的，可以长保子孙后代平安。”

孙叔敖死后，楚庄王亲临送葬，抚棺痛哭，从行者莫不垂泪。

葬礼安顿后，楚庄王立即要封孙安做大官。孙安遵父命，力辞不受，回到乡下种田为生，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时间一久，楚庄王把这件事给忘了。

有一天，宫中优伶作戏唱道：“廉吏高且洁，子孙衣单而食缺。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生前私产无分毫，子孙丐食栖蓬蒿……”

楚庄王立即问：“孙安真的穷困到这种地步吗？”

优伶回答说：“不穷困，不见前令尹之贤。”

楚王急忙派人召孙安进宫，要封他万户之邑。

孙安说：“大王如果惦念先父尺寸之劳，要赏赐我衣食，愿得封寝丘。这是先父的遗命，非此地不敢接受。”